特色新聞

把救恩的唯一信息傳播給所有人是每個信徒的目標

復臨宣教事業簡史

在1901年和1903年的全球總會會議上，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經歷了一次戲劇性的重組，以確保它能夠向全世界宣教。通常，當我們講述二十世紀早期教會改革的故事時，我們主要講的是一個行政重組的故事。但我認為，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是1901年和1903年當選為總會會(GC)官員之人的心態。
亞瑟.丹尼爾斯於1901年至1922年擔任總會會長;威廉.斯派塞從1903年到1922年擔任總會會長秘書，最後接任會長，直到1930年。兩人都是全球使命的夢想家。與他們一起工作的總會司庫和副會長，以及斯派塞招聚在他周圍的秘書團隊，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激情，就是把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資訊帶到未進入之地區和未觸及之人群中。正如斯派塞在1922在他當選總會會長的大會上所講的那樣:“全球宣教的事業並不是教會日常工作之外的東西。把這唯一的救恩資訊傳遞給所有人，是每一個區會、每一個教會、每一個信徒的目標。
因此，重組，再加上總會領袖們將使命邊界擴展的共同熱情;這些因素加在一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走向全世界

從1901年開始，從家鄉派往宣教地的新工人數逐漸增加，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09年和1910年，派往宣教地的新工人數超過150人，是1901年的三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新任命的傳教士人數趨於穩定，但在1920年激增至310人，是10年前的兩倍。
1901年改革後的頭20年裏，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總共派出了2257名傳教士。其結果之一就是全球擴張。1920年，北美教友占總成員的51.7%，世界其他地區的教會成員占48.3%;1921年這兩個數字分別為49.83%和50.17%。因此，1921年是北美以外的成員最終超過本土成員的一年。毫無疑問，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傳教士的數量以及那個時代傳教士在一線的獻身事工。
雖然300名新傳教士的數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再次達到，但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每年新傳教士的人數超過150人。大蕭條導致傳教人數急劇下降，有三年每年都低於100人，但在20世紀30年代的剩餘時間裏，儘管教會面臨著嚴重的財政緊張，每年仍有100多名新傳教士被派遣出去。這一數字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再次下降，但該數字甚至是在戰爭結束之前就開始攀升，這要歸功於總會會長J.拉馬爾.麥克爾哈尼和行政秘書歐內斯特.迪克在戰爭最黑暗的時刻所做的非常大膽和富有遠見的計畫。令人驚訝的是，從大蕭條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5年間，新任命的傳教士就有1597人之多。
戰爭結束後的四分之一個世紀——1946年至1970年——是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海外宣教專案的黃金時期:在這25年裏，“派往宣教地的工人”(這是教會的官方術語)的人數總計7385人。1969-1970年間，新傳教士總數達970人，是教會歷史上任何兩年週期中新傳教士人數最多的一年。但正如圖表所示，1969-70年是傳教事業的高峰，這並非巧合，因為1970年結束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傳教士人數穩定增長的趨勢。在1945年至1947年期間，有大量傳教士被派往國外，這一數字被人為地誇大了，因為派遣了大量受任命的宣教人員，這些人一直在等待世界形勢的改善，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1948年至1950年的下降，另一個原因是中國教會的崩塌。然後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出現了偶爾的高峰和低谷，但總體來說，軌跡是上升的，1950年之後，持續上升。圖表2顯示的不僅僅是年度數據:它還包括一個四階多項式趨勢線，更清楚地揭示了這個時代穩步上升的軌跡。

升和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25年裏，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興起，是教會管理人員、教育工作者、醫療領袖，當然還有北美、歐洲、南非和大洋洲的信徒們，共同努力的結果。但是領導力是很重要的。二戰後的增長，就像1901年重組後三十年的急劇擴張一樣，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總會官員對使命的承諾。1952年至1966年擔任總會會長的魯本.r.菲格爾(Reuben R. Figuhr)和接替他的羅伯特.h.皮爾遜(Robert H. Pierson)都曾在遠離美國本土的地方做過多年的傳教士。沃爾特.比奇在1954年至1970年擔任總會行政秘書，他也是一名傳教士，他在1964年年度會議上宣佈:“我們是一個全球性的宣教教會——而不僅僅是在世界各地傳教的一個教會。”
然而，讓我們回到1969年和1970年，這兩個年份新任命的傳教士的人數分別為473人和470人，是我們歷史的最高和第二高。這兩年是巔峰時期。從那時起，拋開品質不說，這個局面在數量上，一直是在下降。
總而言之，回顧1901年重組以來的120年，新任命的傳教士人數穩步增長，只有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才有所受限。隨後出現了顯著的增長，並在20世紀60年代末進入平穩期。從那時起，被任命的長期宣教士的數量就一直在穩步地、不可阻擋地下降。
然而，這是伴隨著教會成員人數的增加而發生的。教會投入全球宣教的資源比例，以成員的比例來表示，比實際長期傳教士人數的下降幅度更大，持續的時間也更長。此外，傳教士工作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而且它們也不像過去那樣是長期的工作。

這裏僅列舉了幾個傳教士和他們的服侍的例子

喬治.d.基奧和他的妻子瑪麗.安曾三次從英國前往中東擔任傳教士。從1908年開始，他們在該地區的服侍共33年，另有4年是在總會度過的，他們傳教服務時間共計37年。在喬治65歲時，在這個別人都退休的年齡，他們開始了第三次的服侍;直到喬治72歲時，他們才最後一次回到他們的故鄉。
喬治.阿佩爾和勞拉.阿佩爾於1920年前往遠東，在接下來的38年裏從事宣教的工作，其中有30年在中國以及遠東的其他地方，8年在中東服侍。
迪克.海登和喬.海登從1930年開始，在秘魯、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的山區和叢林裏傳教，歷時38年
梅裏特和威爾瑪.沃倫從1913年開始在中國和菲律賓服侍達47年之久，直到梅裏特69歲和威爾瑪72歲時才回到他們的美國家鄉(那裏肯定已經不再像家了)。
以斯拉和伊內茲.朗威從1918年開始傳教55年，其中30年在中國分會，25年在遠東分會。
基奧、阿佩爾、沃倫和朗韋都擔任過聯合會會長，而阿佩爾是中東分會的會昂，朗韋和基奧是分會的部門幹事。但他們都在一線服侍了很多年。例如，喬治.基奧和他的家人在他們做傳教士最初21年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埃及的腹地傳教，喬治會坐在當地人家裏的地板上，吃他們給他的任何食物，借著在他們活出基督的樣式而引領他們歸向基督。
相比之下，今天的傳教士往往以機構和行政總部為基地。當然，世界教會也需要有經驗的醫生、會計和資訊技術專業人士來服侍;但是今天仍需要那些從世界各地受召，被派遣到世界各地，向那些不認識他的人代表基督的傳道人。正是GC秘書處認識到了這一事實，才促使其提出重新調整使命焦點的提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