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付出是值得时

无论结局如何，我们都要勇敢

　　这个故事有两个部分。一个有快乐的结尾，另外一个则没有。然而这个故事的两个部分都分享了一个共同点：在可怕的结果──即便是死亡──面前表现出勇气，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如果祂呼召我们，祂绝不会让我们独自面对任何事情。

黑名单上的人
　　1912年约翰．亨利．维德纳（John Henry Weidner）出生在比利时的一个荷兰复临家庭中。维德纳的父亲是一名牧师，他在现在称之为萨莱夫（Saleve）复临大学里教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这所大学在法国的科朗苏萨莱夫（Collonges-sous-Saleve）市，与瑞士日内瓦只隔着一条边界。

　　维德纳在孩童时代花了很多时间攀爬美丽校园周围的山脉，熟悉了这里的地势及其与瑞士的边界。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正在学习宝贵的技能，这些技能对他今后从事的工作至关重要。

　　在科朗苏萨莱夫完成了他的部分学业后，他到日内瓦和巴黎学习商业和法律。最终维德纳进入了纺织行业，并且非常的成功，最初是在巴黎，后来扩展到法国的其他城市。

　　1940年6月，巴黎市民在德军逼近之前逃离了这座城市。当时教会的法国—比利时联合会坐落于法国的首都，维德纳的妹妹加百里埃尔（Gabrielle）在那里做联合会会长的秘书。联合会办公室需要转移到法国南部去工作，维德纳则协助了搬迁。

　　当时，他在里昂工作，在那里，他很快加入了一个名为“荷兰—巴黎”的地下抵抗组织。这个网路包括超过300个“特工”他们运作着一条逃跑路线，从荷兰穿过比利时和法国进入中立国瑞士（这条路线使用科朗苏萨莱夫附近的口岸）或走一条更为凶险的路线穿过比利牛斯山脉经由安道尔进入西班牙。这个组织最终帮助了800名犹太人，100名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逃脱了纳粹政权统治下必死的命运。

　　维德纳说：“当战争开始的时候，作为一名人类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怎样去帮助人们。我认为我有一个办法去帮助他们。如果一个犹太人能到达瑞士或西班牙，他就安全了。那些国家是中立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从荷兰到达瑞士。到处都是纳粹的盖世太保，纳粹党卫军，希特勒的士兵。边界已经被封锁了。法国与瑞士的边界有严格的守卫，因为纳粹知道犹太人尝试从这里去瑞士。但是我在那个大学的时候就认识法国科朗苏萨莱夫与瑞士之间的边界。”1

　　这很显然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不久后他就引起了纳粹的注意，将自己置于纳粹盖世太保的头号通缉名单中。维德纳实际上被逮捕和拷打了三次，并且据说他受到了臭名昭著的克劳斯．芭比（Klause Barbie）——人称“里昂屠夫”的拷问。引人注目的是他总能死里逃生，有时候是在别人的帮助下，但都是在悲惨的情况下逃跑的。

　　最后，出于未知的原因，一名“荷兰—巴黎”组织的特工被逮捕并遭受拷打的时候，背叛了组织，泄露了这个逃跑网路中将近150名成员的名字。结果就是很多人被送往了集中营，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维德纳则奇迹般的没有受到牵连。 在战争结束后他为荷兰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帮助追捕纳粹的帮凶。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维德纳决定去美国开始新的生活，并且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复临信徒伙伴拿俄米做妻子。他开始了第二个职业生涯——在南加州开办了一个成功的健康食品店，名字是维德纳天然食品。他在社区和教会中都很活跃。

　　维德纳在战时的努力并没有被忽视，尽管他喜欢对他在欧洲的生活保持沉默。由于他的勇敢，他被授予美国自由勋章，赋予大英帝国勋章，荷兰奥兰治-拿骚勋章，并授予荷兰抗战勋章。法国授予他战争十字勋章、抵抗运动勋章和荣誉军团勋章，比利时授予他利奥波德国王军官勋章，以色列人在国家大屠杀纪念馆中尊称他为各国中的义人。1993年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在华盛顿开幕的时候，他是被选中点燃蜡烛的七名众人熟知的救援人员之一。

　　维德纳曾经说过：“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抉择：只考虑自己，为自己尽可能多的争取东西，或者是考虑他人，去服侍，去成为那些有需要之人的说明。我相信发展你的大脑，增加你的知识非常的重要，但是锻炼你的爱心，拥有一个向受苦之人敞开的心扉更加的重要。正如我自己，我只是一名普通人，只是一个想要帮助邻舍的普通人。这是上帝给我的定位：去考虑他人，去成为无私的人。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如果我有一个英雄，那就是上帝，他帮助我完成了我的使命，完成了我的职责，做了我必须做的事情”2

　　约翰．维德纳于1994年在南加州安息了──他的一生是一个勇敢的服务他创造主的一生。

至死不渝
　　当“荷兰—巴黎”的特工泄露150名成员的名字时，有一个名字对约翰．维德纳来说有特别的意义──他的妹妹加百里埃尔。

　　认识她的人都记得她是一个温柔的人，有着美丽的眼睛和甜美的性格，在她的哥哥在拯救人们安全地穿越边境，躲避抓捕和在他被捕时从监狱中逃跑这段时间，加百里埃尔都在巴黎工作和生活。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她的哥哥很溺爱她，不清楚她是怎么卷入“荷兰—巴黎”组织的。但是，无论她对她哥哥的活动了解多少，那都是一个需要小心保守的秘密，她从来没有泄露过。

　　1944年的2月的最后一个安息日早上，纳粹的盖世太保把加百里埃尔从巴黎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会的崇拜聚会中抓走了。他们首先把她带回了她的住所，它与联合会以及区会总部是在同一个建筑内。在被送往法国首都郊区的费雷斯监狱之前，她被允许迅速收集一些个人物品。虽然尽了一切努力来解救她，她在那里还是一直呆到了1944年的8月。8月中旬，盟军离巴黎只有37公里，但是在他们能够进入解放这个城市之前，加百里埃尔是最后一批从巴黎送往死亡集中营的其中一人。1944年8月21日，她抵达德国北部臭名昭著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在1944年8月25日，盟军解放了巴黎。

　　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中，加百里埃尔和其他的法国俘虏有着类似的分类──她的个人证明上标明她是一名政治犯──她被转移到了托高，那是布痕瓦尔德的一个营区，在那里她是一名劳改犯──一名奴隶。在托高，妇女要生产炸弹和手榴弹。加百里埃尔的健康状况一直都不是很好，而且恶化得很快。10月的时候她被送回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后来又转到柯尼斯堡的附属营区。根据美国大屠杀博物馆的记录，确认她是在1944年的10月29日抵达的那里。

　　柯尼斯堡营区的设立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被杀。人们可以想像，那里的条件是多么的恶劣。妇女躺在木板上，用装满纸碎的袋子做床垫。那里几乎没有食物，她们穿着破布来抵抗严寒。任何人如果病得太厉害而不能工作会被送到医务室，加百里埃尔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她的余生。

　　玛德琳．比约（Madeleine Billot）是约翰．维德纳的一个朋友。她也被放逐到了拉文斯布吕克，她在那里认识了加百里埃尔。玛德琳活了下来，并且在战后能够向约翰讲述他的妹妹在集中营的见证。她说：“任何时候加百里埃尔都为她对上帝的信靠做着伟大的见证。她即使是在柯尼斯堡的医务室里也在不停的鼓励着他人”3

　　1945年2月马上就要解放了。能够行动的妇女在纳粹党卫军的带领下走上了死亡之路。那些太虚弱的人——如加百里埃尔——则留在那里等死。就像他们在战争的最后时刻在很多死亡集中营中所做的那样，纳粹党卫军放火烧了营房和医务室。奇妙的是，加百里埃尔在最后时刻被从大火中救了出来。1945年的2月5日那个集中营得到了解放。

　　但是那已经太晚了。

　　虽然有记录表明她死于1945年的2月15日，但一个公布的包含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所有犯人的名单的档显示她死于2月6日。4加百里埃尔的真正死因没有任何的记录。

她的哥哥约翰战后曾尝试寻找她最后安息之地，使用了“荷兰跟踪任务”的帮助，但始终也找不着。只有主知道加百里埃尔在哪里等待复活。

勇气的化身
　　维德纳兄妹的故事有着非常不同的结局。他们都起来效仿耶稣，这显然影响了他们对世界的回应以及面对困难和可怕局面的方式。他们的故事对于我们来说依然是一个典范，即使是面对最糟糕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一个充满勇气的地方出发，与我们的救主携手同行，因为我们知道那呼召我们的从来都不会忘记我们。

1 Kristen Renwick Monroe, The Hand of Compassion: Portraits of Moral Choice During the Holocau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02, 103.
2 Carol Rittner and Sondra Myers, eds., The Courage to Ca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65.
3 Herbert Ford, Flee the Captor (Hagerstown, Md.: Review and Herald Pub. Assn., 1994), pp. 352, 353.
4 Gedenkbuch fur die Opfer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Ravensbruck 1939-1945,edited by the Mahn- und Gedenkstatte Ravensbruck/Projekt Gedenkbuch, scientific leadership by Barbel Schindler-Saefkow, in conjunction with Monika Schnell (Berlin: Metropol, 2005), p. 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