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付出是值得時

無論結局如何，我們都要勇敢

　　這個故事有兩個部分。一個有快樂的結尾，另外一個則沒有。然而這個故事的兩個部分都分享了一個共同點：在可怕的結果──即便是死亡──面前表現出勇氣，是上帝要我們做的。如果祂呼召我們，祂絕不會讓我們獨自面對任何事情。

黑名單上的人
　　1912年約翰．亨利．維德納（John Henry Weidner）出生在比利時的一個荷蘭復臨家庭中。維德納的父親是一名牧師，他在現在稱之為薩萊夫（Saleve）復臨大學裡教希臘語和希伯來語，這所大學在法國的科朗蘇薩萊夫（Collonges-sous-Saleve）市，與瑞士日內瓦只隔著一條邊界。

　　維德納在孩童時代花了很多時間攀爬美麗校園周圍的山脈，熟悉了這裡的地勢及其與瑞士的邊界。那時候他還不知道，他正在學習寶貴的技能，這些技能對他今後從事的工作至關重要。

　　在科朗蘇薩萊夫完成了他的部分學業後，他到日內瓦和巴黎學習商業和法律。最終維德納進入了紡織行業，並且非常的成功，最初是在巴黎，後來擴展到法國的其他城市。

　　1940年6月，巴黎市民在德軍逼近之前逃離了這座城市。當時教會的法國—比利時聯合會坐落於法國的首都，維德納的妹妹加百里埃爾（Gabrielle）在那裡做聯合會會長的秘書。聯合會辦公室需要轉移到法國南部去工作，維德納則協助了搬遷。

　　當時，他在里昂工作，在那裡，他很快加入了一個名為“荷蘭—巴黎”的地下抵抗組織。這個網路包括超過300個“特工”他們運作著一條逃跑路線，從荷蘭穿過比利時和法國進入中立國瑞士（這條路線使用科朗蘇薩萊夫附近的口岸）或走一條更為兇險的路線穿過比利牛斯山脈經由安道爾進入西班牙。這個組織最終幫助了800名猶太人，100名被擊落的盟軍飛行員，還有其他的一些人逃脫了納粹政權統治下必死的命運。

　　維德納說：“當戰爭開始的時候，作為一名人類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怎樣去幫助人們。我認為我有一個辦法去幫助他們。如果一個猶太人能到達瑞士或西班牙，他就安全了。那些國家是中立國。最大的問題就是怎樣從荷蘭到達瑞士。到處都是納粹的蓋世太保，納粹黨衛軍，希特勒的士兵。邊界已經被封鎖了。法國與瑞士的邊界有嚴格的守衛，因為納粹知道猶太人嘗試從這裡去瑞士。但是我在那個大學的時候就認識法國科朗蘇薩萊夫與瑞士之間的邊界。”1

　　這很顯然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任務，不久後他就引起了納粹的注意，將自己置於納粹蓋世太保的頭號通緝名單中。維德納實際上被逮捕和拷打了三次，並且據說他受到了臭名昭著的克勞斯．芭比（Klause Barbie）——人稱“里昂屠夫”的拷問。引人注目的是他總能死裡逃生，有時候是在別人的幫助下，但都是在悲慘的情況下逃跑的。

　　最後，出於未知的原因，一名“荷蘭—巴黎”組織的特工被逮捕並遭受拷打的時候，背叛了組織，洩露了這個逃跑網路中將近150名成員的名字。結果就是很多人被送往了集中營，後來就再也沒有見到過他們。維德納則奇跡般的沒有受到牽連。 在戰爭結束後他為荷蘭政府工作過一段時間，幫助追捕納粹的幫兇。但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維德納決定去美國開始新的生活，並且找到了一個極好的復臨信徒夥伴拿俄米做妻子。他開始了第二個職業生涯——在南加州開辦了一個成功的健康食品店，名字是維德納天然食品。他在社區和教會中都很活躍。

　　維德納在戰時的努力並沒有被忽視，儘管他喜歡對他在歐洲的生活保持沉默。由於他的勇敢，他被授予美國自由勳章，賦予大英帝國勳章，荷蘭奧蘭治-拿騷勳章，並授予荷蘭抗戰勳章。法國授予他戰爭十字勳章、抵抗運動勳章和榮譽軍團勳章，比利時授予他利奧波德國王軍官勳章，以色列人在國家大屠殺紀念館中尊稱他為各國中的義人。1993年美國大屠殺紀念館在華盛頓開幕的時候，他是被選中點燃蠟燭的七名眾人熟知的救援人員之一。

　　維德納曾經說過：“在我們的一生中，我們每個人都面臨著一個抉擇：只考慮自己，為自己盡可能多的爭取東西，或者是考慮他人，去服侍，去成為那些有需要之人的説明。我相信發展你的大腦，增加你的知識非常的重要，但是鍛煉你的愛心，擁有一個向受苦之人敞開的心扉更加的重要。正如我自己，我只是一名普通人，只是一個想要幫助鄰舍的普通人。這是上帝給我的定位：去考慮他人，去成為無私的人。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如果我有一個英雄，那就是上帝，他幫助我完成了我的使命，完成了我的職責，做了我必須做的事情”2

　　約翰．維德納於1994年在南加州安息了──他的一生是一個勇敢的服務他創造主的一生。

至死不渝
　　當“荷蘭—巴黎”的特工洩露150名成員的名字時，有一個名字對約翰．維德納來說有特別的意義──他的妹妹加百里埃爾。

　　認識她的人都記得她是一個溫柔的人，有著美麗的眼睛和甜美的性格，在她的哥哥在拯救人們安全地穿越邊境，躲避抓捕和在他被捕時從監獄中逃跑這段時間，加百里埃爾都在巴黎工作和生活。在他們還是孩子的時候，她的哥哥很溺愛她，不清楚她是怎麼捲入“荷蘭—巴黎”組織的。但是，無論她對她哥哥的活動瞭解多少，那都是一個需要小心保守的秘密，她從來沒有洩露過。

　　1944年的2月的最後一個安息日早上，納粹的蓋世太保把加百里埃爾從巴黎的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教會的崇拜聚會中抓走了。他們首先把她帶回了她的住所，它與聯合會以及區會總部是在同一個建築內。在被送往法國首都郊區的費雷斯監獄之前，她被允許迅速收集一些個人物品。雖然盡了一切努力來解救她，她在那裡還是一直呆到了1944年的8月。8月中旬，盟軍離巴黎只有37公里，但是在他們能夠進入解放這個城市之前，加百里埃爾是最後一批從巴黎送往死亡集中營的其中一人。1944年8月21日，她抵達德國北部臭名昭著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在1944年8月25日，盟軍解放了巴黎。

　　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中，加百里埃爾和其他的法國俘虜有著類似的分類──她的個人證明上標明她是一名政治犯──她被轉移到了托高，那是布痕瓦爾德的一個營區，在那裡她是一名勞改犯──一名奴隸。在托高，婦女要生產炸彈和手榴彈。加百里埃爾的健康狀況一直都不是很好，而且惡化得很快。10月的時候她被送回到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後來又轉到柯尼斯堡的附屬營區。根據美國大屠殺博物館的記錄，確認她是在1944年的10月29日抵達的那裡。

　　柯尼斯堡營區的設立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被殺。人們可以想像，那裡的條件是多麼的惡劣。婦女躺在木板上，用裝滿紙碎的袋子做床墊。那裡幾乎沒有食物，她們穿著破布來抵抗嚴寒。任何人如果病得太厲害而不能工作會被送到醫務室，加百里埃爾就是在這裡度過了她的餘生。

　　瑪德琳．比約（Madeleine Billot）是約翰．維德納的一個朋友。她也被放逐到了拉文斯布呂克，她在那裡認識了加百里埃爾。瑪德琳活了下來，並且在戰後能夠向約翰講述他的妹妹在集中營的見證。她說：“任何時候加百里埃爾都為她對上帝的信靠做著偉大的見證。她即使是在柯尼斯堡的醫務室裡也在不停的鼓勵著他人”3

　　1945年2月馬上就要解放了。能夠行動的婦女在納粹黨衛軍的帶領下走上了死亡之路。那些太虛弱的人——如加百里埃爾——則留在那裡等死。就像他們在戰爭的最後時刻在很多死亡集中營中所做的那樣，納粹黨衛軍放火燒了營房和醫務室。奇妙的是，加百里埃爾在最後時刻被從大火中救了出來。1945年的2月5日那個集中營得到了解放。

　　但是那已經太晚了。

　　雖然有記錄表明她死於1945年的2月15日，但一個公佈的包含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所有犯人的名單的檔顯示她死於2月6日。4加百里埃爾的真正死因沒有任何的記錄。

她的哥哥約翰戰後曾嘗試尋找她最後安息之地，使用了“荷蘭跟蹤任務”的幫助，但始終也找不著。只有主知道加百里埃爾在哪裡等待復活。

勇氣的化身
　　維德納兄妹的故事有著非常不同的結局。他們都起來效仿耶穌，這顯然影響了他們對世界的回應以及面對困難和可怕局面的方式。他們的故事對於我們來說依然是一個典範，即使是面對最糟糕的情況，我們可以從一個充滿勇氣的地方出發，與我們的救主攜手同行，因為我們知道那呼召我們的從來都不會忘記我們。

1 Kristen Renwick Monroe, The Hand of Compassion: Portraits of Moral Choice During the Holocau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02, 103.
2 Carol Rittner and Sondra Myers, eds., The Courage to Ca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65.
3 Herbert Ford, Flee the Captor (Hagerstown, Md.: Review and Herald Pub. Assn., 1994), pp. 352, 353.
4 Gedenkbuch fur die Opfer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Ravensbruck 1939-1945,edited by the Mahn- und Gedenkstatte Ravensbruck/Projekt Gedenkbuch, scientific leadership by Barbel Schindler-Saefkow, in conjunction with Monika Schnell (Berlin: Metropol, 2005), p. 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