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P．米勒

　　关于预言中的“一载，两载，半载”（但7:25）所描述的那段时期，复临信徒认为，从历史上看它是中世纪的一段长达1260年的时期。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基督教思想家关于这段时间从何时开始至何时结束发表了很多的看法。但是随着拿破仑的兴起，以及教皇被法国大将军贝尔蒂埃（Berthier）囚禁，在新教徒的解释中有了一个与预言的时间几乎一致的时刻，他们宣称1260年的截止时间是公元1798年。这是一回事，那么往前推的话，它开始的时间就是公元538年。1

　　然而，在十八世纪90年代发生的令人震惊且明确的事件平息之后，一些学者在公元538年找不到与教皇被捕并死在监狱中相对应的确切事件。有些人认为那段时期的开始标志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所描述的第三个角被连根拔起，指的是于538年东哥特人被查士丁尼（Justinian）一世的大将军贝利撒留（Belisarius）所击败这件事。

　　问题在于，这个确定的“击败”事件似乎令人有点尴尬，因为它牵涉到贝利撒留攻破东哥特人对罗马的围攻。这个事件只是不断冲突的其中一步，整场战争持续了至少20年。东哥特人在公元540年收复了罗马，需要再次被驱逐。直到大概公元553年之前东哥特人都没有被完全击败。那么是什么让538年的战争较类似的发生于540年的战争以及553年的最后战役更具有预言上的意义？2

　　由于缺乏明确的解答，导致一些解经家认为，538年并没有内在的意义，只是因为它正好与作为决定性终结的1798年相对应。这就导致了一些学者，包括一些复临信徒，不再把1260年的预言看成是字面上的、历史上的应用，而更多的是象征性的数字。这个方法为解释其他一些预言的时间段打下了基础，例如在启示录中看到的第五和第六号角的预言。

　　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鉴于那些军事事件，我们更应该考虑法律架构的创立与消亡。我相信这个从法律角度入手的方法，为这个时期甚至是预言中的其他时期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依据。

传统复临信徒的方法

　　就如早期的复临信徒把预言作为历史遗产的一部分那样，大多数的预言解释家把作为1260年起始的罗马在军事上的胜利与但以理书7:8,20,24节记述的“三个角最后被一个小角连根拔起”相联系起来。这在一些著作中可以体现出来，包括乌利亚．史密斯（Uriah Smith）的《但以理与启示录》以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中关于但以理书的部分。

　　这种趋向以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是在怀爱伦的《善恶之争》中，她简单的写道，在第六世纪，“罗马的主教被称为全教会的元首。罗马教已承继异教的系统了。那‘龙’已‘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那兽。（启13:2）……教皇施行逼迫的一千二百六十年从此就开始了。（但7:25）＂3这里，怀爱伦关注的焦点是授予法律权威的那一刻。

　　然而，一些复临信徒学者开始以一般或甚至象征性时间来考量1260年的意义，不再过于关注特定的起点和终点。这就将启示录中的时间引向了一个灵意派或象征派的立场，从而开始将启示录与真实的历史拆分开了。这种方式无疑是在解释但以理启示录预言时，与我们的先驱所表达的，或者是怀爱伦在《善恶之争》中所表述有很大的不同。

一个法律架构

　　仔细研究但以理书7:24-26节的内容以及一些相关的预言性章节就会发现，关于1260年终止时刻的关键事件应该首先从法律的角度去理解而不是军事上的行动。一旦理解了法律框架以及给予其应有的分量，那么发生于538年的事件与1798年事件的联系就变得愈加清晰。简而言之，完成于西元534年的查士丁尼法典（中文编者按：又称为罗马法典）“将正统的基督教纳入法律中，”将教皇作为基督教界的正式领袖，“命令所有的基督教团体都要屈服于［他的］权威，”并赋予他操管异端信徒生与死的政权。4

　　然而，直到538年解除对罗马的围困，这一法典才得以合法颁布并正式落实。查士丁尼的大将军贝利撒留在536年底，未遭抵抗就进入了罗马，但此后不久，东哥特人来围攻罗马。大约一年后，围困被打破，贝利撒留控制了罗马及其周边。5就在那时，法典中关于提高教皇地位的规定才由贝利撒留在罗马境外真正的实施。哥特战争仍在继续，东哥特人在553年最终被驱逐。6

　　但是这些后来的战斗和围攻并没有废去在538年实现以教皇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即使是当罗马再次回到哥特人手中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控制教皇权，那个时候它是在罗马以外实施着的。“西元538年后，”复临信徒学者珍．祖科夫斯基（Jean Zukowski）注意到，“教皇职权再也没回到东哥特列王的控制之下。”7这个教皇体系，在查士丁法典中将教皇置于基督教界的领袖地位，并赋予其超越异教徒生与死的权利。这个法典在西方历经了1000多年，在十一、十二世纪的法律革命中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形成了许多现代国家的法律框架。8一直持续到十八、十九世纪世俗的革命，这个法典以及其宗教的角色才被明确的否决。

　　这些世俗的革命始于法国大革命，它很快就促使法国将军贝尔蒂埃在1798年将教皇逮捕并流放。但再次说，比军事行动／政治运动中的逮捕与流放更应值得注意的是，以宗教为中心的查士丁尼法典被世俗的拿破仑法典（中文编者按：又称为法国民法典）替代。这个世俗法典于1798年2月15日由著名的第8号法令实施，在其中贝尔蒂埃宣告罗马为一独立共和国，并“因此，由教皇的旧政府所发布的每一项其他世俗的权威都被禁止，旧政府不再行使任何职能”9

　　我认为这种以法律而非军事为焦点的解释是合理的，也是那些环绕1260年时期的经文所要求的解释。当然，那三个角被连根拔起是与升起的小角密切相关的，但圣经经文并没有强调是以军事行动作为度量1260年预言的时间。然而，关键的经文是但以理书7:25，那里说“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不是那个小角自己征服或宣布了什么事情，值得关注的乃是在那时，这个小角是被赋予了一些权威。这最好是借另一个授权机构的法律行为来实现，这正是查士丁尼法典所做的。

　　这个权柄是以法律、教会和军事三方面的相结合而进入罗马教会的。哥特人在公元536年以前都掌控着罗马和意大利，直到贝利撒留的到来。教皇圣西尔维（Silverius）是哥特王迪奥达哈德（Theodahad）选定的。537年，查士丁尼则指认一位罗马的执事维吉利（Vigilius）做教皇，贝利撒留把教皇圣西尔维流放乃至其死亡，以维吉利取而代之。教皇维吉利是第一任无疑地效忠于查士丁尼和他法典的教皇，这就使538年作为有效的起始时间变得有意义。10

　　这1260年，有一个明显而平行的对称性，开始于一位教皇被流放，取而代之的是皇帝在新法典（查士丁尼法典，将罗马教会提升到正式、法律上的优先地位）的支持下亲自挑选了一位新教皇。结束于教皇被另一个皇帝放逐，同时宗教的法典被一个世俗的法典取代（拿破仑法典，一种拒绝教会特殊地位的世俗制度）。

结论：一个法律焦点

　　政教关系的历史非常有助于理解预言。三个角被连根拔起，在一定时期内是一个历史的进程，从公元470年代到550年代。但是法律的颁布能为历史的进展提供一个更为精确的时间界限。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在处理预言中的历史时间时，圣经经常是聚焦于法律的颁布。从法律层面去看，538年的事件就是与1798年事件对应的终极篇章。

　　考虑法律上的架构去解释圣经预言并不是暗示传统的军事事件和战争的观点是无关紧要的，这些事件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开始和结束法律与政权。它提供了一个更统一的、有历史背景的、真实世界的预言解释。要知道圣书和上帝所突显的，甚少是军事和强权本身，反而是将基于爱和基于权力之对比的管治形式的展示。对这样的圣书和上帝来说，以上所采用的解释原则和焦点是不是更为合适呢？

1 Ernest R. Sandeen, The Roots of Fundamentalism (Grand Rapids: Baker, 1978).

2 见Will Durant, The Age of Faith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0), pp. 108-110。

3 怀爱伦，《善恶之争》（台北：时兆，1959），页41（原文54页，第三章）。

4 Durant，页112。

5 同上，页109。

6 同上，页111。

7 Jean Carlos Zukowski, “The Role and Statu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Church-State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Roman Empire from A.D. 306 to 814” (PhD diss., Andrews University, 2009), p. 160.

8 同上，页114。

9 《罗马共和国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译自正宗意大利版（1798），是“人与公民的权利及义务宣言”，附有一系列（1）权利与（2）义务的条款，然后是罗马宪法的文本资料。（原始标题：Constituzione della Repubblica Italiana, adottata per acclamazione nei comizj nazionali in Lione, Anno I., 26 Gennajo 1802.）

10 维吉利第一年在查士丁尼法典下出任教皇是西元538年，实际上，他的统治权在538年围困被攻破时才真正生效。Zukowski，页160。

尼古拉斯 P．米勒博士是位于美国密芝根州（密西根州）柏林泉的安得烈大学基督复临安息日神学院教会历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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