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上帝一直保留着一群余民，不论外部环境如何，这些人都始终忠于上帝和祂的话语。例如，在败坏的大洪水时代，挪亚和他的家人相信并顺服了上帝的似乎不合逻辑而且无法实现的话语（创 6:1-9:29；来11:7）。当亚哈王和他的异教妻子耶洗别引诱以色列人深陷偶像崇拜之中时，以利亚、以利沙，还有另外七千人，都站在上帝的一边，不向巴力屈膝（王上16-19章）。在巴比伦的朝堂之上，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最严峻的社会政治压力下仍旧忠于上帝（但1:1-21；3:1-30；6:1-28）。希伯来书十一章还提供了另一些令人鼓舞的忠诚范例。

基督自己也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2:8；比较太26:39,42,44）。祂最初的门徒们以及后来的追随者们有很多人宁愿死也不愿背叛自己的主和祂的教导。中世纪时，天主教的高阶修士们从平信徒手中拿走了圣经，又把他们自己的非圣经传统渗透到圣经的教义当中。但是，像约翰．威克里夫、约翰．胡斯、布拉格的耶柔米和瓦勒度派（瓦典西人，the Waldensian）这样的大无畏的宗教改革者们，他们竭尽全力要恢复基督的绝对领袖地位和圣经的至高无上权威。他们为改正教再一次强调圣经作为上帝可资信赖的话语的神圣权威的行动铺平了道路。

宗教改革运动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是一场释经学的改革运动，它动摇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使圣经得以再一次直接对信徒说话。藉着“唯独圣经”（圣经的独一性）和“唯全圣经”（圣经的完备性）两大原则，圣经的核心地位得到了恢复。然而，除了藉信因恩得救的道理（弗2:8-10）之外，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们（包括路德、慈运理和加尔文）在恢复其他核心的圣经教义方面做得都还不够。这些核心教义自后使徒时代开始，就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即便如此，改革家们还是为重新发现释经学的关键原理奠定了基础，而这些原理或迟或早都将引发更为彻底的教义理论重建运动。(1)

宗教改革不仅仅是发生在某个时间点上的事件，更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总是会打破错误的观念，越来越接近圣经的教导，正如一句名言说得好：“改革的教会，总是会按照上帝的话语继续进行改革。”(2)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后宗教改革时期将对圣经的理解与教会信条之权威相结合的风潮使得这种持续改革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在教会中丧失了。但是，新的恢复运动也随之产生了，它们重新又强调圣经的权威，并且还揭示了圣经中的若干重大教义。参与这些恢复运动的许多人都承认“唯独圣经”的原则，但是没有任何当代的改教运动者像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这样严肃地看待“唯全圣经”的原则。

复临派改革运动

通常我们说，早期的复临运动是一场预言性的运动，这场运动最终催生了一个教会。从教会论的角度来看，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从释经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复临运动看作是十九世纪的一项重大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一改革运动运用了改正教的释经学原理，并将这些原理更坚决、更集中地运用到了对圣经的解释当中。也因此，一些重大的圣经教导得以被发掘出来，并被整合到一个更加坚实的真理体系当中。3根据怀爱伦的说法，“自从使徒的日子以来，没有任何宗教运动比一八四四年秋季的运动更少搀有人的缺欠和撒但的诡计。”(4)

1894年，怀爱伦曾说：“现代的真理广泛而深远，包含着许多道理。但这些道理不是互不相干，无关紧要的，而是用一根根金线相联，以基督为活中心，构成一个整体。我们所宣讲的圣经真理，和上帝的宝座一样，是坚定不移的。”(5)然而，这种信念永远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停止继续寻求圣经真理的借口。她还说道：“任何人都没有借口认定不会再有真理显示了。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不是没有错误的。”(6)

因此，自人类有史以来，上帝的余民一直都以对上帝以及“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太4:4）的无条件的忠诚为其特征。无怪乎在最后的日子里，上帝“有一等人在世上维护圣经，并专以圣经为一切教义的标准和一切改革的基础。”。(7)意识到对真理的探索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就可以肯定，上帝的真子民将会是那些按照上帝的话语中已经理解的亮光生活并持续不断地寻求新的亮光的人。



(1)Alberto R. Timm,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Adventis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George W. Reid, ed., Understanding Scripture: An Adventist Approach (Silver Spring, Md: Biblical Research Institute, 2005), pp. 3, 4.

(2)Edward A. Dowey, “Always to Be Reformed,” in John C. Purdy, ed., Always Being Reformed: The Future of Church Education (Philadelphia, PA: Geneva Press, 1985), pp. 9, 10；也参阅Michael Bush, “Calvin and the Reformanda Sayings,” in Herman J. Selderhuis, ed., Calvinus sacrarum literarum interpres: Pap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Calvin Research (Go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8), pp. 285-299。

(3)见Alberto R. Timm, The Sanctuary and the Three Angels’ Messages: Integrating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venth-day Adventist Doctrines (Berrien Springs, Mich.: Adventist Theological Society Publications, 1995)。

(4)怀爱伦，《善恶之争》，原文401页（第二十二章，第30段）。

(5)怀爱伦，《信息选粹》卷2，原文87页（第十章，第10段）。

(6)怀爱伦，《给作家和编辑的勉言》，原文35页（第四章，第11段），也见28-54页。

(7)怀爱伦，《善恶之争》，原文595页（第三十七章，第6段）



阿尔伯托．R．蒂姆来自巴西，现任怀氏著作托管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