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洲保护上帝所造的物

努伊米．杜兰

　　有人说，保护环境是富人的奢侈品，这句有力的声明包含了些许真理。关心环境、为濒危物种担忧、在全球范围内考虑地球与未来世代人的健康——所有这些对今天的人来说或许都是很自然的。然而，对于数百万生活在极为贫穷条件下的人来说，这些并不是优先考虑的事情。

　　如果你每天都在为供应家人充足的食物而奋斗；如果你的家缺少电力和卫生设施；如果你的工作——如果你有工作的话——并不稳定，工资又很低；如果你的孩子患病时，你却无法获得医疗保健的话，那么你就不大可能花时间去思考有关环境的问题。此外，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罪恶泛滥、人的生命似乎毫无价值的不安全地区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太关心地球的未来，而是会更关心你个人的未来了。



拉顿角的渔民在丰塞卡湾捕鱼。 洪都拉斯的实况

　　非常可悲的是，这正是许多中美洲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当我在洪都拉斯南部的乡村里做调查时，我就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是一名专门研究海龟保育的海洋生物学家，我的博士研究重点就是头橄榄海龟的繁殖行为。它们的巢穴就在洪都拉斯太平洋沿岸一个名叫拉顿角的小渔村的沙滩上。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罗马琳达大学，我的教授曾有好几年在洪都拉斯工作，主管一个名叫“保护者”（ProTECTOR）的非政府环保组织。1　在我开始首次研究之旅以前，他曾警告过我，很难说服当地人去重视海龟保育的重要性。因为几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收集海龟蛋食用与买卖，并非常不情愿放弃这个如此宝贵的资源。

　　我认为只是需要寻找更好沟通方式罢了：他们应该意识到因为他们拿走了海龟全部的蛋，因此海龟的数量正在减少；并且在目前的过度捕捞率下，这种海龟及它们宝贵的蛋在几年内就会消失。对我来说，这似乎非常清晰。

　　然后，我抵达了研究地点。我看到约有200间一室的房子，是由泥、树枝和塑胶建成的，里面住着很多大家庭，而他们的孩子由于营养不良，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小得多。在拉顿角，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手工捕鱼，但所捕到的鱼太少，甚至不足以应付其基本需要。大多数家庭每天只吃一顿饭，豆类和米饭，如果他们幸运的话，还会外加上一些鱼或鸡肉。难怪他们会从环境中取任何东西来做他们的食物：野果、像鬣蜥一样的蜥蜴、埋在地下的软件植物和海龟蛋。

观点的改变

　　在拉顿角仅仅几星期的时间，我便意识到：大多数人仅能糊口，并不是懒惰或不负责的表现，而是一种生存的策略。洪都拉斯不仅是一个贫困国家，也是一个危险的国家。2010年，其杀人案数量位居世界首位。2　毒品走私和帮派在大城市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但它们也影响了许多地区的乡村。

　　我在拉顿角遇到过几个家庭，都由于在街头用枪支或刀具打架而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死亡的故事已司空见惯，一些是由于暴力事件，其他则由于很差的卫生保健状况；但这几乎波及到了每个家庭，有些家庭甚至还屡遭不幸。许多婴儿或母亲由于分娩并发症而丧失了性命、青年人患癌症直到晚期才被发现、致命的感染、倘若他们有车，能到达最近的医院而不需要在泥泞的土路上行驶一个小时就能得到及时治疗的心脏与呼吸疾病。

　　然后，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为什么渔夫想要得到他们每天的工资，为什么在他们有了很多收获后，却在当天晚上就把所有收入都花光。生命是如此无常，以致他们已经习惯于不为明天打算。在这种情形下，我怎能对他们讲述环境保护呢？我怎能使他们确信，他们若不把海龟蛋从沙滩上拿走，小海龟就能孵化并生长，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发挥它们关键的生态作用，并在15到20年后再下更多蛋的重要性呢？

　　许多致力于全球保育的组织都要面对类似的挑战。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但人们却既没有环保意识，也没有必要的资源来应对这些问题。

　　然而，让发展中国家参与环保的一个有力的理由乃是环境因素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3　从事环保方面的负责行为不但从长远来看对地球有益，而且还几乎能立即改善如此行之人的生活质量。



拉顿角当地社区帮助建立一个孵化场，其中一些海龟巢被移动并保护直到孵化。 环境与人类健康

　　倘若人们能够得到清洁的水和适当的卫生设备，那么，每年全球导致一百五十万人死亡4的五十亿腹泻病例中的大部分就都能够得到预防。用更环保的方法来代替烧木柴和煤炭，能够预防许多呼吸道的感染，并且再造林能生成土壤，减少水土流失，提高农业生产率，并减少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在拉顿角的特定案例中，罗马琳达博士生卡利兹玛．查普曼5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研究中，有52%的家庭报称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患病，患痢疾、呼吸道感染、贫血、疟疾和登革热等最为普遍的疾病。疟疾和登革热是严重的蚊媒传染病。因为拉顿角蚊子很多，通常的驱蚊方法乃是在家里和院子里焚烧塑胶废物，制造了毒气被人们吸入。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应对一个环境问题的措施是另一个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这在贫困的当地社区很普遍，并且延伸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由于几十年以来的过度捕捞，致使拉顿角的渔夫忍受着水域缺少鱼的痛苦。但由于他们依靠捕鱼来养家糊口，因此他们对收获少的应对措施便是加大捕鱼的力度，并使用更进取的渔网，而这种渔网会杀死小鱼和同时捕获的海龟及其它非目标动物，从而使问题更为严重。

以社区为基础的保护

　　在近几十年来，许多人断言：打破贫困与环境开采之间这种反馈循环唯一最有效的方式乃是要创建一些同时应对贫困与环境问题的项目。专家们还断言：当地社区在保育项目中的直接参与，对项目长远的成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以社区为基础的保育7是当代解决综上所述之环境问题的方法：它在考虑当地社区特点（需要、文化、传统的自然资源利用、观点与意见）、鼓励当地人在项目的策划、发展与实施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试图实现自然保育和人类的经济利益。

　　以社区为基础的保育项目可以有多种形式。有些包括通过可持续性的实践而获得的本地产品的生产与商业化，还有一些是基于生态旅游的；但这些项目成功的关键乃是当地社区是否对该项目有拥有感。大多数保育项目都是与非政府组织或政府机构合作完成的，它们可被看作是合作或外部强加的。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项目就不太可能奏效。相反地，如果当地人感到需要改变，并且在如何改变上有发言权，如果他们有机会自己为那个改变而努力，那么这个项目就更容易成功。

　　在中美洲，一些海龟保育项目的成功范例就是遵循了以社区为基础的保育模式。其中之一是1987年在哥斯达黎加的奥斯特野生动物保护区8，一个头橄榄海龟大规模筑巢海滩。在那里。数以万计的雌海龟聚集在此，连续数天产下数百万只卵。因为大部分先下的蛋将会被后来的海龟所破坏，因此，奥斯特当地社区决定只收取每个巢穴里先存放的蛋。他们组织收取这些蛋，并进行买卖，为社区提供经济收入，但他们却会保护海龟，清洁海滩，并在其上巡逻，并充当游客的导游。

　　完全复制这个模式，对于拉顿角这样的地方是不可行的，因为小海龟的数量极低，但其潜在的原则却仍然有效：如果(1)当地社区能参与项目的决策过程，并且(2)他们能得到一些经济利益，那么，当地社区就会参与这些保育项目。确实，查普曼的研究表明：拉顿角人愿意通过生态旅游项目（为游客提供食宿，为参观筑巢的海滩的游客充当导游等）为海龟保护工作效力，但他们缺乏基础设施、后勤保障与具体的培训来实现这一目标。

　　罗马琳达大学与保护者一直在帮助拉顿角实践以社区为基础的流行做法。他们不仅关注自然保育，也关注人类健康与社区发展。

　　近年来，一些医疗、护理与牙科学生和他们的教授一起，定期拜访拉顿角，提供医疗保健、海龟保育研讨会、环境教育，以及为妇女举办的健康烹饪、会计和经营小生意的培训。虽然仍存在许多挑战，比如让社区承担其项目的实际责任，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参与，但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当地社区现在更加开放，允许在当地进行科学调研，他们的环境意识也已提高，人们对参加保育项目，尤其对生态旅游，表现出了兴趣。

全面的方案

　　当我第一次来到拉顿角的时候，我认为我必须要说服人们相信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然而，在这里工作六年后，我的观点改变了。我依然相信尊敬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对地球和实践这种生活方式的人都是有益的，但我开始意识到：我不应把这种观点强加于人，尤其是那些处于苦难中的人。

　　正如我在我人生的其他领域所发现的一样，最好的方法乃是遵循耶稣的榜样。祂先喂饱并医治人，然后才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上帝已赋予我们责任，让我们做受造物的管家（创 1:28；2:15），但同样，上帝也命令我们要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申15:11；赛58:10；太25:34-40；雅1:27；约一3:17）。以消除贫困和自然保育为目的的全面性方案，似乎不仅是实现中美洲环境目标的最有效途径，也是最基督化的方式。



1　Protective Turtle Ecology Center for Training, Outreach, and Research (ProTECTOR, Inc.), www.turtleprotector.org.
2　United States Embassy, Tegucigalpa, Honduras (2012), Temporary Duty Personnel Security Brief Honduras 2012. 取自http://hortcrsp.ucdavis.edu/2014/tdy_security_briefing.pdf 。
3　Hiremagalur N. B. Gopalan, “Environmental Heal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Overview of the Problems and Capacities,”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11 no. 9 (2003): A446.
4　Peter Furu et al., “Pover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 Placing Environmental Health on Countries’ Development Agendas” (2008).
5　Carizma Amila Chapman, “Communities in Action: Participatory Assessments as an Initial Stage in Critical Consciousness Raising and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2015).
6　William M. Adams et 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 Science 306, no. 5699 (2004): 1146-1149; Dilys Roe et al., ed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Exploring the Evidence for a Link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12).
7　要获得关于以社区为基础保育工作的更多信息，可参阅 Noemi Duran, “Can Conservation Projects Be Economically Viable?” in S. Dunbar, L. J. Gibson, and H. M. Rasi, eds., Entrusted: Christians and Environmental Care (Montemorelos, Mexico: Adventus, 2013).。
8　Lisa M. Campbell, “Use Them or Lose Them? Conservation and the Consumptive Use of Marine Turtle Eggs at Ostional, Costa Rica,”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25, no. 4 (1998): 305-319; Lisa M. Campbell, Bethany J. Haalboom, and Jennie Trow, “Sustainability of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Sea Turtle Egg Harvesting in Ostional (Costa Rica) Ten Years Later,”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34, no. 2 (2007): 122-131.



努伊米．杜兰博士是地球科学研究所中欧分会支部主任，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