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洲保護上帝所造的物

努伊米．杜蘭

　　有人說，保護環境是富人的奢侈品，這句有力的聲明包含了些許真理。關心環境、為瀕危物種擔憂、在全球範圍內考慮地球與未來世代人的健康——所有這些對今天的人來說或許都是很自然的。然而，對於數百萬生活在極為貧窮條件下的人來說，這些並不是優先考慮的事情。

　　如果你每天都在為供應家人充足的食物而奮鬥；如果你的家缺少電力和衛生設施；如果你的工作——如果你有工作的話——並不穩定，工資又很低；如果你的孩子患病時，你卻無法獲得醫療保健的話，那麼你就不大可能花時間去思考有關環境的問題。此外，如果你生活在一個罪惡氾濫、人的生命似乎毫無價值的不安全地區的話，你可能就不會太關心地球的未來，而是會更關心你個人的未來了。



拉頓角的漁民在豐塞卡灣捕魚。 洪都拉斯的實況

　　非常可悲的是，這正是許多中美洲國家人民的日常生活。當我在洪都拉斯南部的鄉村裡做調查時，我就親眼目睹了這一切。我是一名專門研究海龜保育的海洋生物學家，我的博士研究重點就是頭橄欖海龜的繁殖行為。它們的巢穴就在洪都拉斯太平洋沿岸一個名叫拉頓角的小漁村的沙灘上。

　　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羅馬琳達大學，我的教授曾有好幾年在洪都拉斯工作，主管一個名叫“保護者”（ProTECTOR）的非政府環保組織。1　在我開始首次研究之旅以前，他曾警告過我，很難說服當地人去重視海龜保育的重要性。因為幾世紀以來，他們一直收集海龜蛋食用與買賣，並非常不情願放棄這個如此寶貴的資源。

　　我認為只是需要尋找更好溝通方式罷了：他們應該意識到因為他們拿走了海龜全部的蛋，因此海龜的數量正在減少；並且在目前的過度捕撈率下，這種海龜及它們寶貴的蛋在幾年內就會消失。對我來說，這似乎非常清晰。

　　然後，我抵達了研究地點。我看到約有200間一室的房子，是由泥、樹枝和塑膠建成的，裡面住著很多大家庭，而他們的孩子由於營養不良，看起來要比實際年齡小得多。在拉頓角，主要的收入來源是手工捕魚，但所捕到的魚太少，甚至不足以應付其基本需要。大多數家庭每天只吃一頓飯，豆類和米飯，如果他們幸運的話，還會外加上一些魚或雞肉。難怪他們會從環境中取任何東西來做他們的食物：野果、像鬣蜥一樣的蜥蜴、埋在地下的軟體植物和海龜蛋。

觀點的改變

　　在拉頓角僅僅幾星期的時間，我便意識到：大多數人僅能糊口，並不是懶惰或不負責的表現，而是一種生存的策略。洪都拉斯不僅是一個貧困國家，也是一個危險的國家。2010年，其殺人案數量位居世界首位。2　毒品走私和幫派在大城市是個很嚴重的問題，但它們也影響了許多地區的鄉村。

　　我在拉頓角遇到過幾個家庭，都由於在街頭用槍支或刀具打架而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員。死亡的故事已司空見慣，一些是由於暴力事件，其他則由於很差的衛生保健狀況；但這幾乎波及到了每個家庭，有些家庭甚至還屢遭不幸。許多嬰兒或母親由於分娩併發症而喪失了性命、青年人患癌症直到晚期才被發現、致命的感染、倘若他們有車，能到達最近的醫院而不需要在泥濘的土路上行駛一個小時就能得到及時治療的心臟與呼吸疾病。

　　然後，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為什麼漁夫想要得到他們每天的工資，為什麼在他們有了很多收穫後，卻在當天晚上就把所有收入都花光。生命是如此無常，以致他們已經習慣於不為明天打算。在這種情形下，我怎能對他們講述環境保護呢？我怎能使他們確信，他們若不把海龜蛋從沙灘上拿走，小海龜就能孵化並生長，在海洋生態系統中發揮它們關鍵的生態作用，並在15到20年後再下更多蛋的重要性呢？

　　許多致力於全球保育的組織都要面對類似的挑戰。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環境問題，但人們卻既沒有環保意識，也沒有必要的資源來應對這些問題。

　　然而，讓發展中國家參與環保的一個有力的理由乃是環境因素與人類健康密切相關。3　從事環保方面的負責行為不但從長遠來看對地球有益，而且還幾乎能立即改善如此行之人的生活質量。



拉頓角當地社區幫助建立一個孵化場，其中一些海龜巢被移動並保護直到孵化。 環境與人類健康

　　倘若人們能夠得到清潔的水和適當的衛生設備，那麼，每年全球導致一百五十萬人死亡4的五十億腹瀉病例中的大部分就都能夠得到預防。用更環保的方法來代替燒木柴和煤炭，能夠預防許多呼吸道的感染，並且再造林能生成土壤，減少水土流失，提高農業生產率，並減少一些自然災害的影響。

　　在拉頓角的特定案例中，羅馬琳達博士生卡利茲瑪．查普曼5的一項研究顯示：在研究中，有52%的家庭報稱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員患病，患痢疾、呼吸道感染、貧血、瘧疾和登革熱等最為普遍的疾病。瘧疾和登革熱是嚴重的蚊媒傳染病。因為拉頓角蚊子很多，通常的驅蚊方法乃是在家裡和院子裡焚燒塑膠廢物，製造了毒氣被人們吸入。在這種惡性循環中，應對一個環境問題的措施是另一個環境問題的直接原因，這在貧困的當地社區很普遍，並且延伸到了生活的各個方面。

　　由於幾十年以來的過度捕撈，致使拉頓角的漁夫忍受著水域缺少魚的痛苦。但由於他們依靠捕魚來養家糊口，因此他們對收穫少的應對措施便是加大捕魚的力度，並使用更進取的漁網，而這種漁網會殺死小魚和同時捕獲的海龜及其它非目標動物，從而使問題更為嚴重。

以社區為基礎的保護

　　在近幾十年來，許多人斷言：打破貧困與環境開採之間這種反饋循環唯一最有效的方式乃是要創建一些同時應對貧困與環境問題的項目。專家們還斷言：當地社區在保育項目中的直接參與，對項目長遠的成功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以社區為基礎的保育7是當代解決綜上所述之環境問題的方法：它在考慮當地社區特點（需要、文化、傳統的自然資源利用、觀點與意見）、鼓勵當地人在項目的策劃、發展與實施方面起到積極作用的同時，試圖實現自然保育和人類的經濟利益。

　　以社區為基礎的保育項目可以有多種形式。有些包括通過可持續性的實踐而獲得的本地產品的生產與商業化，還有一些是基於生態旅遊的；但這些項目成功的關鍵乃是當地社區是否對該項目有擁有感。大多數保育項目都是與非政府組織或政府機構合作完成的，它們可被看作是合作或外部強加的。在後一種情況下，這個項目就不太可能奏效。相反地，如果當地人感到需要改變，並且在如何改變上有發言權，如果他們有機會自己為那個改變而努力，那麼這個項目就更容易成功。

　　在中美洲，一些海龜保育項目的成功範例就是遵循了以社區為基礎的保育模式。其中之一是1987年在哥斯達黎加的奧斯特野生動物保護區8，一個頭橄欖海龜大規模築巢海灘。在那裡。數以萬計的雌海龜聚集在此，連續數天產下數百萬隻卵。因為大部分先下的蛋將會被後來的海龜所破壞，因此，奧斯特當地社區決定只收取每個巢穴裡先存放的蛋。他們組織收取這些蛋，並進行買賣，為社區提供經濟收入，但他們卻會保護海龜，清潔海灘，並在其上巡邏，並充當遊客的導遊。

　　完全複製這個模式，對於拉頓角這樣的地方是不可行的，因為小海龜的數量極低，但其潛在的原則卻仍然有效：如果(1)當地社區能參與項目的決策過程，並且(2)他們能得到一些經濟利益，那麼，當地社區就會參與這些保育項目。確實，查普曼的研究表明：拉頓角人願意通過生態旅遊項目（為遊客提供食宿，為參觀築巢的海灘的遊客充當導遊等）為海龜保護工作效力，但他們缺乏基礎設施、後勤保障與具體的培訓來實現這一目標。

　　羅馬琳達大學與保護者一直在幫助拉頓角實踐以社區為基礎的流行做法。他們不僅關注自然保育，也關注人類健康與社區發展。

　　近年來，一些醫療、護理與牙科學生和他們的教授一起，定期拜訪拉頓角，提供醫療保健、海龜保育研討會、環境教育，以及為婦女舉辦的健康烹飪、會計和經營小生意的培訓。雖然仍存在許多挑戰，比如讓社區承擔其項目的實際責任，獲得地方政府的支持與參與，但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當地社區現在更加開放，允許在當地進行科學調研，他們的環境意識也已提高，人們對參加保育項目，尤其對生態旅遊，表現出了興趣。

全面的方案

　　當我第一次來到拉頓角的時候，我認為我必須要說服人們相信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然而，在這裡工作六年後，我的觀點改變了。我依然相信尊敬而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對地球和實踐這種生活方式的人都是有益的，但我開始意識到：我不應把這種觀點強加於人，尤其是那些處於苦難中的人。

　　正如我在我人生的其他領域所發現的一樣，最好的方法乃是遵循耶穌的榜樣。祂先餵飽並醫治人，然後才去解決他們的問題。上帝已賦予我們責任，讓我們做受造物的管家（創 1:28；2:15），但同樣，上帝也命令我們要關心那些有需要的人（申15:11；賽58:10；太25:34-40；雅1:27；約一3:17）。以消除貧困和自然保育為目的的全面性方案，似乎不僅是實現中美洲環境目標的最有效途徑，也是最基督化的方式。



1　Protective Turtle Ecology Center for Training, Outreach, and Research (ProTECTOR, Inc.), www.turtleprotector.org.
2　United States Embassy, Tegucigalpa, Honduras (2012), Temporary Duty Personnel Security Brief Honduras 2012. 取自http://hortcrsp.ucdavis.edu/2014/tdy_security_briefing.pdf 。
3　Hiremagalur N. B. Gopalan, “Environmental Heal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Overview of the Problems and Capacities,”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11 no. 9 (2003): A446.
4　Peter Furu et al., “Pover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 Placing Environmental Health on Countries’ Development Agendas” (2008).
5　Carizma Amila Chapman, “Communities in Action: Participatory Assessments as an Initial Stage in Critical Consciousness Raising and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2015).
6　William M. Adams et 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 Science 306, no. 5699 (2004): 1146-1149; Dilys Roe et al., ed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Exploring the Evidence for a Link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12).
7　要獲得關於以社區為基礎保育工作的更多資訊，可參閱 Noemi Duran, “Can Conservation Projects Be Economically Viable?” in S. Dunbar, L. J. Gibson, and H. M. Rasi, eds., Entrusted: Christians and Environmental Care (Montemorelos, Mexico: Adventus, 2013).。
8　Lisa M. Campbell, “Use Them or Lose Them? Conservation and the Consumptive Use of Marine Turtle Eggs at Ostional, Costa Rica,”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25, no. 4 (1998): 305-319; Lisa M. Campbell, Bethany J. Haalboom, and Jennie Trow, “Sustainability of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Sea Turtle Egg Harvesting in Ostional (Costa Rica) Ten Years Later,”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34, no. 2 (2007): 122-131.



努伊米．杜蘭博士是地球科學研究所中歐分會支部主任，在西班牙巴倫西亞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