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思乐牧师的宣教历程

米迦勒．坎贝尔

　　1915年怀爱伦逝世后，与她大多数员工一样，蒯思乐牧师便开始找工作。他的机会出现在1915年的年议会上，他在会议上做临时速记员。在听完有关伟大的宣教活动的报告后，时任总会会长A．G．但以理便呼召蒯思乐去中国做宣教士。

　　蒯思乐可能与他的妻子明妮（1874-1963）和女儿比阿特丽丝商讨这个邀请。很快，他们便接受了去亚属总会的呼召。几周后，蒯思乐便与一批新的宣教士和教会领袖开始了穿越东亚之旅。1916年11月2日，他乘坐“中国号”出发了。他的家人于次年3月也紧随其后。1

宣教士的塑造

　　蒯思乐抵达时，恰好赶上参加亚属总会成立会议。这是一次关键性会议，要把各区会组成联合会，成为分会的一部分。他还当选为书记，负责文字材料发展工作。2很自然地，他不仅要帮助协调出版工作，也需要做与医疗布道和教育相关的工作。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教会被迫要把资源重新分配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因此，教会在亚洲投了大量的资金，也安置了许多宣教士。这个复临教会宣教的“黄金时代”是发展新素材的关键时期。

　　蒯思乐便努力在这些地区分享基督必快复临的佳音。3他尽力找到各种书籍、地图和其他资源，并开始学习中国语。对于中国人，他写到：“他们是全世界所有人中最可爱的人”。 4最大的挑战乃是如何才能给这么多人传福音，上帝若不亲自介入，就决不能完成此项事工。蒯思乐认为工作的关键乃是要培训，使当地领袖能在日后成为给本国人传福音的最有效媒介。

惊险的生活

　　在他任期内，在中国的生活有时并不太平。有些人一定还记得义和团运动，期间有许多基督徒被杀害。蒯思乐意识到他们的使命比所付出的代价更有价值。

　　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惊险生活”是在zghn的严重逼迫期间。当北方军阀与***之间起斗争时，的确可称得上是“危难之际”。蒯思乐因那些献身的工人仍能忠于“本会基本信仰”而极为感恩。由于那地区的紧张态势，有许多年他都无法去拜访那里的工人。1927年2月17-22日，他们终于有机会会面了。

　　据蒯思乐个人的描述，在他们见面的前一天，有几个曾是他们团队中成员的人把一些信徒困在了教会中，要杀害他们。信徒们一个一个地爬到房顶逃跑了。虽然教会大院被封锁了，但一场暴风雨却挡住了他们的敌人，使他们没能追随他们到城外的一间泥屋。蒯思乐记述说，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好的聚会之一，最后还在泥板上举行了圣餐礼。在这次逃亡后，有些人躲藏了起来，甚至有几个人殉道了。这是教会到那时为止所面临的最严重逼迫之一的开始。5

　　类似的故事对于在好几个地方被土匪追赶并射杀、给其他宣教士和教会工人写悼词时，意识到那种生活是多么危险的蒯思乐来说已司空见惯。6“有许多人受逼迫并入狱，”他说道。7

遗产

　　当教友们得知蒯思乐在去往西藏帮助建立复临信息的途中逝世的消息时，他们都很震惊。他离开时身体状况不佳，教会便试图安排一架飞机，要把他从中国西北部的偏远村庄接走，但飞机没有及时赶到。他便已死于肺炎。8借来的飞机载着他的家人和区会领袖去参加了他的葬礼。9

　　他那献身与牺牲的无上榜样激励了许多未来的宣教士。有一群学生在听到他逝世的消息时就献身，积极加入了布道工作。蒯思乐对中国人的挚爱，使他成为了那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宣教士之一。10

　　最近，我去了一趟中国的西北，试图寻找蒯思乐的坟墓。我找到了他的遗骸。它们在一座山边隐藏了多年，在等待赐生命之主的呼召。我们一小群人聚集在他的坟墓周围跪下祷告，祈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忠心，直到祂再来。



1　见Review and Herald, Mar. 22, 1917, p. 24的注释。
2　“Asiatic Division Conference: Summary of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Session, Shanghai, April 5-24, 1917,” Review and Herald, June 21, 1917, pp. 16, 17；也见蒯思乐的个人反思：C. C. Crisler, “Asiatic Division Conference Session Notes—No. 2,” Review and Herald, June 14, 1917, pp. 11, 12。
3　C. C. Crisler, “Asiatic Division Conference Session Notes—No. 2,” Review and Herald, June 14, 1917, pp. 11, 12.
4　C. C. Crisler, “Advance Returns From China,” Review and Herald, Oct. 30, 1930, pp. 12, 13.
5　这记载是基于以下资料：C. C. Crisler, “Our Faithful Chinese Workers in Hunan,” Review and Herald, May 12, 1927, pp. 9, 10。
6　在H. W. Miller, M.D., “Delivered From Bandits,” Review and Herald, Jan. 31, 1935, p. 24中所引录的蒯思乐的信件笔记。
7　参阅“Our Fallen Coworkers,” Review and Herald, June 11, 1931, p. 21。
8　Frederick Lee, “A Challenge to the Remnant Church,” Review and Herald, Apr. 23, 1936, p. 1; M. E. Kern, “Death of C. C. Crisler,” Review and Herald, Apr. 9, 1936, p. 24.
9　在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一幅从丧礼拍的照片有记录，得知所用的飞机是从j将军而来的。在《评阅宣报》（Review and Herald）已出版的报告谨慎地提到米勒耳从“一位朋友”那里获得一架飞机。
10　详细研究请见Michael W. Campbell, “Power, Print, and Martyrdom: C. C. Crisl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venth-day Adventist Missions in China, 1916-1936,” Ching Feng: A Journal o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13, no. 1 (Spring 2014): 177-195.



米迦勒．坎贝尔博士是菲律宾复临国际进修研究院历史／神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