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儿童
难民儿童

创伤与损失中的最大受害者
安.哈梅尔

  最近我在中东逗留了三个星期。在伊斯坦布尔的最后一天晚上,当我步行回到我所下榻的宾馆途中,在黑暗中我看到了一个小孩子。他坐在人行道上,蜷着腿靠在墙上。尽管他在阴影中,但是因为他正在卖两小包纸巾,所以它们摆放的位置在路灯的光中仍然依稀可见。

  在伊斯坦布尔的难民儿童经常向路人贩卖小包纸巾。然而这个小男孩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我停下来了。当我在他身边跪下俯就他时,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水。他约有七八岁大,并且很显然他很伤心。当我看到他那满带泪痕又天真的脸时,我很想安慰他。我不会说阿拉伯语,我知道他也不会说英语,但是我却渴望可以表达我的关怀。我希望他能够理解那种关怀,尽管他不能明白我所说的话。我拿出来20里拉递给他,并拿走了其中一包纸巾。因为一包纸巾的市场价是1里拉,我希望这会让他脸上能露出一些笑容。然而并没有。他所受的伤害如此之深,远非几里拉所能弥补的。他用他的小手在心脏处拍打了数下。一位同行的朋友告诉我这意味着“谢谢你,非常感谢。”然而他还是没有一丝笑容,我也没有任何办法去安慰这个小男孩。我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膝上并为他祷告。我祈求上帝医治他的心灵,并能满足他与他家庭的需要。但愿他还有家人。

极大的需要

  难民儿童的需要是巨大的。他们不但被迫要离开他们的家园,而且他们大多都亲眼见证了许许多多的创伤和暴力。在心理学著作中,创伤的定义乃是“超出一般常人经验的有压力的事件。”然而创伤在难民中却很普遍。据哈佛医学院创伤专家茱蒂斯.赫尔门说,一个事件被视为创伤,并不是因为它很少发生,而是因为它超出了我们心理的承受能力。一个创伤性的事件可以表现为任何一件威胁我们生存的事件。

  戴夫.齐格勒是一位认证心理学家,专门治疗受伤害的儿童及家庭。他说任何妨碍儿童最佳发展的事物均可被定义为一种创伤。据齐格勒说,忽视被视为最普遍且持久形式的创伤,并且对儿童的发展有着长期的影响。难民儿童典型地缺少健康发展所必需的情感及物质资源,并且其影响通常会持续到其成年时期。

  唐纳德.梅肯鲍姆是认知行为治疗法的创始人之一及《从业者指南:治疗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成年人》(A Practitioner’s Guidebook: Treating Adults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一书的作者。他指出50%的精神病群体有受害史,有高达85%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或有躁郁症的人都有虐待或创伤史报告。

  近期研究发现,严重的慢性压力会导致身体机能产生发炎反应,从而导致疾病。儿童期不良经验的研究是针对儿童创伤对慢性疾病发展的影响所做过的一项最大的公共健康研究。研究发现儿童时期的创伤经历明显地提升了其成人期情绪与心理健康问题发展的风险。关于创伤影响的研究发现有毒的压力能够损害一个儿童大脑生理上的发展。当儿童大脑有过多的压力荷尔蒙时,它就会损害他们在学校学习的能力,也会损害他们对成人及同辈人发展信任关系的能力。

儿童是最易受伤害的

  去年9月,一个三岁大的幼儿在他家人试图从土耳其横渡地中海,经过希腊去到西方途中溺亡的事件,使媒体注意到了难民儿童的脆弱性。我们都被那个小男孩的照片触动了,他穿着一件红色T恤,蓝色短裤,穿着一双维可劳网球鞋,面朝沙滩地躺在那里。他的遗体被冲上岸之后几周,我正在土耳其的博德鲁姆,在那里有许多家庭在度假,他们的孩子在沙滩上玩耍。我看到一些店铺在向那些企图尝试危险的航行要横渡地中海去寻求更安全、更稳定生活而先要采取额外保护措施的难民出售救生衣。我们可能忘记面朝沙滩躺着的那个三岁小男孩,或是在同一可怕的夜晚溺亡的他五岁大的哥哥的图片吗?

满足需要

  难民儿童第一且最重要的需求就是安全感。那个在博德鲁姆海岸溺亡儿童的家庭正在逃离一个他们不想要且威胁其生命的国家。因为他们的选择极为有限,因此他们便选择试图进入一个并不想要他们的国家,一个只提供暂时避难的国家。暂时避难的希望就足以使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在夜幕的掩护下,在一艘小得甚至无法提供他们必要安全的小船中横渡海洋。在考虑满足难民儿童及其家庭的需要时,安全乃是第一且最重要的。

  另外,难民也因缺少最基本的食物和住处而苦苦挣扎。没有其他人的帮助,绝大部分难民家庭都无法为他们自己或其儿女提供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创伤学家意识到,那些缺乏健康发展所必备的物质及感情资源的儿童,其长期的身体及感情的健康问题也会受到威胁。

  难民儿童也需要与怜爱、关怀并理解他们经历的人相联系。正如创伤学家所发现的那样,创伤竟然会改变大脑,改变为后期发展和情绪恢复能力奠定基础的脑电路。依附于一位能照料他的人会使其免受创伤的影响中并改善其影响。因此应把重点放在供养难民家庭与难民群体上。他们需要一种他们是更广大群体中一员的感受。社会的支持是创伤后和灾难可恢复性的最能预测的因素。

  难民儿童在他们的生活中也需要稳定感。他们应尽量回归到一个可预测的常规生活中。学校为那些足够幸运而能去学校的难民儿童提供了稳定感。

  我们大部分人没有机会为难民工作,但是我们却都可以通过送礼物和捐款的方式来供应他们的基本需要。借着我们的态度和我们的祈祷,我们也能够在我们所生活的文化中提供一种安全与接纳的氛围。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25:40)。



安.哈梅尔拥有哲学博士和神学硕士学位,是认证心理学家,居住在美国密歇根州的柏林泉。她是认证创伤应激专家,也是美国创伤应激专家学会的会员。她与全球总会一起在做危机干预并为宣教士提供关怀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