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流放还是蒙福?

在西伯利亚忠于上帝和他的安息日
芭芭拉.赫夫

  从她的眼睛中闪现出来的光辉和她身上散发出的能量,一个人很难想象瓦伦蒂娜.伊万诺瓦在西伯利亚原始的环境中度过了她人生的大部分光阴。许多妇女到了六十岁便开始呆滞乏力,身体笨重,精神萎靡,岁月在她们身上留下的印记非常明显。

  但对瓦伦蒂娜却不是这样!她走路非常轻快,经常跑来跑去,她的步伐非常有跳跃性。她的笑容能将最黑暗的房间充满亮光,她那深蓝色的眸子里经常闪耀出耶稣爱的光芒。

起初



西伯利亚的家:提升家庭,是永无休止的生存和忠实的例行事务的一部分。
  亚历山大(萨沙).瓦伦蒂娜1959年在莫斯科的医学院毕业。当时医学院的毕业生会被安排到一个地方工作三年时间。实习结束后,他们可以随自己心愿,自由选择工作地点。他当时可以选择留校任教,也可以选择去西伯利亚的奥辛尼基工作。

  萨沙知道,如果他留在莫斯科,就会面临守安息日的问题。他心里想,如果他远在西伯利亚,或许他能较少遇到此类难题。于是他选择了西伯利亚。一年之后,他和瓦伦蒂娜结婚。

  萨沙从他职业生涯的一开始便遇到了守安息日的问题。他在那里的第一个安息日不用去上班。但到了第二周开始他就被解雇了,因为他拒绝在安息日照更期去上班。萨沙在从医学院毕业后的两年内在八个城市换了无数份工作,其中一份工作他曾经坚持了一整年。昼夜都在有人盯着他,要看他有没有违反了*员所解释的法律。

  当克格勃发现萨沙在一个家庭教会聚会后,当地报纸用整整一个版面登载,描述他宁愿选择圣经,而放弃了手术刀。他很担心自己的行医执照会被吊销。在这段时期内,瓦伦蒂娜一直陪伴在萨沙身旁,陪着他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一个地方。后来,他们两个女儿中的老大纳迪亚出生了。

  1962年,萨沙搬到了安雪卡,在那里申请一份救护车医生的工作。他申请可以在除了星期五和星期六的任何时间工作,但是他们却仍旧给他安排这两天上班。他对上司说,“我不能这样,”结果可想而知,他又被解雇了。此后的数周他都没有工作和收入。

  在接下来一周的开始,萨沙受到了通知,要他去向克格勃办公室报到,并且他在那里被告知,如果他在一周结束时还未找到工作,就将被逮捕。在那一周,萨沙用尽一切努力寻找工作。他在各个商店中看到“需要帮手”的信息,但当他上前询问时,总是失望而归。商店的店主说:“是的,我们需要帮助。”但当萨沙递上自己的护照时,这些人却说:“对不起,我们不需要你。”

  当时的情况似乎他被逮捕是无法避免的了。

  一天,萨沙看到一份招募粉刷工的广告。他急切地走进那栋建筑物。经理说道:“是的,我们需要一名粉刷工,让我们看看你的护照。”

  当那人打开护照,看到上面“伊万诺瓦”时,他说:“我本来不应该告诉你,但克格勃已经通知了该地区的所有人,让大家都不要雇佣你。我很抱歉。”

  萨沙又遭受了一次打击,他回到家中,他知道自己第二天必须向政府当局报告,因为一周过去了,他没有找到工作。

被捕



忠实的人生:经过55年一起生活后, 萨沙和瓦伦蒂娜有很多事情值得感恩。
  第二天清晨,萨沙拖着不情愿的脚步,来到克格勃的办公室。果然,他没能按时回家,瓦伦蒂娜就知道自己的丈夫被捕了。他在监狱里待了三天,经历了一场简单的审判,最后被判处三年流放,并被押往了马林斯克,在那里的一个集体农场劳动。当瓦伦蒂娜知道自己丈夫的下落时,那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当时,瓦伦蒂娜25岁,他们的女儿纳迪亚只有13个月大。

  后来,瓦伦蒂娜终于收到了萨沙的来信,他在信中告诉妻子自己所在的集体农场在马林斯克附近,叫做“胜利”。得到这个消息后,瓦伦蒂娜立刻出发,背着一个双肩背包,提着一个大手提包,前去寻找自己的丈夫。她将纳迪亚托付给了一位朋友,自己坐了七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马林斯克。

  瓦伦蒂娜在那费了些工夫,才找到一个知道农场地点的人。后来,她打听到一个人,这人要开车往“胜利”农场运送一车补给货物。瓦伦蒂娜找到了那人,那人同意带她同往。

  在那个时期,被送往西伯利亚的人有这么几类人:政治犯;还有像萨沙这样因为虚假控罪而被流放来的人;以及需要服刑的罪犯。瓦伦蒂娜确信这名卡车司机就属于服刑罪犯这个范畴。然而她没有别的办法前往农场。她想去见萨沙,她知道自己丈夫在那没有足够的食物,并且她想给萨沙带去鼓励和安慰。

  卡车在暴风雪中前行,结果在一处上坡处陷入了坑中,动弹不得。这里距离农场已经很近了,大约只有一公里。瓦伦蒂娜义无反顾地拿起行李,走进暴风雪中,而不愿在卡车里茫茫地等待。当她走近农场时,她看到了一座类似兵营的建筑物。她越走越近,看到一个男子从建筑中走了出来。她问道:“这里有个叫萨沙.伊万诺夫的人吗?”当那人说有这么个人时,瓦伦蒂娜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脸上露出了抑制不住的喜悦笑容。



美丽与禁止:西伯利亚那广阔的旷野和恶劣的天气,使它成为放逐那些被认为是不忠心的人的理想地方。
  见到自己勇敢而又满脸喜悦的妻子时,萨沙简直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瓦伦蒂娜在农场过了一夜,次日返回家中,准备带着女儿迁到马林斯克来。当时,那些流放者的配偶或者家属,是被容许到流放地来和他们的亲人同住的。

  当瓦伦蒂娜和纳迪亚来到胜利农场时,他们被安排住进了一间小房子。那里原来住着一对老夫妻,丈夫从1937年就流放在此。后来丈夫死了,而这位老妇人仍旧住在这里,因为她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在这所小房子里,瓦伦蒂娜一家能够拥有的其实只是一间四面漏风的通道。虽然条件恶劣,但伊万诺夫一家仍旧非常高兴,因为毕竟全家团聚了。他们在这住了十天。

  一天晚上,负责照顾农场动物的萨沙没有回家。他再次被转移了。后来萨沙告诉瓦伦蒂娜,干部说,国家还没有富裕到能够让一名医生在养猪场里浪费生命的地步。*会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但他们不会忽略萨沙不同寻常的才干,也不会忽略他的诚实与正直。

  瓦伦蒂娜不得不再次焦急地等待能够有人将她丈夫的下落告诉她。后来,萨沙收到了左祖林牧师(或教士)的一封信,左牧师安排瓦伦蒂娜和纳迪亚乘坐火车前来和他团聚。瓦伦蒂娜第二次踏上了寻找自己丈夫的旅程。

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准备好冒险:萨沙和瓦伦蒂娜的这相摄于1960年,反映他们面对将来时的乐观和忠诚。
  萨沙在火车站接到了家人,这对他们一家来说是次快乐的重逢。但是,火车不过是旅程比较容易的部分。接下来,他们要乘坐五十公里的卡车。之后,他们还要再步行五十公里。庆幸的是,萨沙找到了一匹“半死不活”的蒙古矮种马,他们靠着这匹可怜的牲口,走完了最后的路程。他们将自己不多的行李放在马背上,然后扶着纳迪亚坐了上去,他们夫妻二人跟在后面行走。

  瓦伦蒂娜回忆道:“那儿的景色真的让人难忘。”他们行走在一条宁静空旷的河谷中,四围都是险峻的高山。他们有时需要走在冰冻的河面上。但是,有的地方已经开始融化,因此他们有时不得不涉水经过。夜幕降临,但是他们不得不继续赶路。

  突然,夜色中的宁静被对面而来的另一辆马车打破。两匹马碰到了一起,由于可以行走的冰冻河面很狭窄,因此当时没有多余的空间让两匹马错着过去。对方赶马的人是个喝醉了酒非常粗鲁的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当时的危险环境(指河面的冰很容易塌陷)。

  萨沙的建议是双方都往边上措一措,然后小心地让两匹马通过。

  萨沙和瓦伦蒂娜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他们别无选择,只得继续往前走。他们最终发现了一个小型定居点,并且找到了一家愿意收留他们过夜的人家,于是他们的希望重新点燃了起来。但是第二天,他们仍须自己走完剩下的、前往他们目的地的二十五公里路程。

  第二天,他们终于见到了那座分配给他们的小房子。虽然房屋没有窗户,但对于他们这样经历长途跋涉的旅客来说,有个安身之所,它的确是个最大的安慰。这所小房子位于大山深处,旁边有条河流经过,小木屋周围的环境可以说是既庄严肃穆,又宁静安详。

  他们是在三月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使瓦伦蒂娜可以有时间种植蔬菜和粮食,并在萨沙当年九月再次迁移之前能够进行收获。他们在三年流放期间,总共换过四个地方。

  当萨沙的流放期将近结束时,他们迎来了第二个女儿坦亚,这让他们夫妻一直在琢磨,流放结束后,到哪里去寻找合适的工作。当时复临信徒在城市中不是失业,就是从事一些卑贱、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萨沙却一直在从事自己喜欢和自己受过专业培训的工作。城市里的复临信徒受人轻视,伊万诺夫一家却是个例外。西伯利亚肥沃的土壤使得田园富饶果实累累,因此他们一家能够获得足够的食物。这对这个小家庭来说可以说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西伯利亚监狱管理系统给萨沙提供了一份工作,这使伊万诺夫一家感到很奇怪,但也确实减轻了他们的生活负担。当时人在流放期间自己是无权选择自己工作的。但是现在,萨沙可以自己选择,并且他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改变,他不再被人视为流放者,而成为了一名自由人。

  管理当局的人说:“伊万诺夫医生,无论你到那里找工作,你的安息日都会给你带来麻烦。我们非常重看你的才华,我们希望你能在一个与众不同的机构中为我们工作。”

  监狱系统的官员派了一架直升机,将伊万诺夫一家和他们的物品运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们给萨沙和瓦伦蒂娜购置了新的家具,并把他们安置在一栋新房子里。这最后一次搬家来到的城市叫做新库滋涅茨克,他们在这里生活了有25年之久。纳迪亚和坦亚在同一所学校上学长达十年时间。虽然他们这个家没有厕所,没有下水道,没有自来水,虽然他们还必须用柴炉作饭,然而伊万诺夫全家仍旧感到蒙了上天极大的祝福。

上帝的儿女



苦工:只有木材供取暖和烧饭,瓦伦蒂娜对如何使用斧头训练有素。
  从这之后,萨沙再也没有遇到过在安息日被迫工作的问题。他在西伯利亚作外科医生长达三十年。当被问到她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时,瓦伦蒂娜轻轻一笑说:“一切还是容易的!”

  接下来她变得严肃起来,继续说:“当纳迪亚到了上学的年龄时,我真正的担心来了。我们不愿在安息日送她去上学,因此克格勃威胁我们要把她从我们身边带走,送到孤儿院去。”

  一个安息日,纳迪亚的老师来到家中,要求纳迪亚和她一起去学校。老师对一年级的纳迪亚说:“如果你不和我一起去学校,我就把你送到孤儿院去。”纳迪亚很礼貌地拒绝了老师的威胁,说她决不会在安息日去上学。随后,她的老师去了城里,将这一切情况反映给教育主管官员。

  那个官员问道:“这个女孩是哪一种类的学生?”老师不得不承认,纳迪亚所有科目成绩全是甲等。官员说道:“那就任由他们把她留在家吧,我们那些每天都来上学的学生还达不到这种水平呢!”

  到了五年级时,纳迪亚守安息日的问题变得略微复杂了一些。学校让学生们上下午轮流上学,下午的课程从两点开始。

  冬天的西伯利亚,每年十二月、一月间,太阳下午三点就落山了。这意味着当时的纳迪亚和后来的坦亚,每周不得不缺两天的课。

  纳迪亚回忆说,小时侯每个星期天都要花很长时间去完成家庭作业。当她无法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去上课时,她就无法知道老师都布置了哪些作业,也不知道课堂上讲了什么。当她求同学们告诉她时,他们都推说自己没有听见。原来老师早就嘱咐过他们,不要将这些告诉她。为了补偿所缺的课程,纳迪亚学习非常用功,结果每个学期考试,她总是在班上名列前茅。



远自西伯利亚:在莫斯科的花园拍照的纳迪亚.伊万诺瓦,是欧亚分会健康事工部干事,是萨沙和瓦伦蒂娜的长女。她的妹妹坦亚已去世。
  有人可能会想,瓦伦蒂娜的两个女儿的童年是多么孤独啊!然而纳迪亚说情况并不是这样,他们两姐妹并不感到孤独。她们将自己的情况当作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加以接受。她们的老师在同学面前公然说她们的坏话。纳迪亚说在学校没有一个同学和自己说话。她们的家庭也被人视为疯狂和危险的家庭。大多数父母都不允许他们的孩子来伊万诺夫家做客。

  最后,到了纳迪亚七年级时,情况有了突破。一些邻居家的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在学校也得不到什么帮助,于是他们便来伊万诺夫家,请纳迪亚辅导他们家庭作业。从那之后,其他女孩也踏进伊万诺夫家,发现并告诉别人说伊万诺夫家是正常、幸福的家庭,住在舒适的地方。他们甚至拥有收音机和钢琴。

  瓦伦蒂娜对于孩子可能会被从自己身边带走的担心终于打消了,她现在知道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既能同时忠于上帝,又能获得小区的接纳和别人的友谊。但是瓦伦蒂娜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会对他们这个家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来感到惋惜。

  瓦伦蒂娜说道:“一个人的家庭中只有快乐、幸福和玫瑰,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和烦恼。这些逆境和挫折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并不畏惧未来。我们只想找到出路,克服困难并顽强地生存下来。这些困境让我们与上帝更加亲近,因为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需要他的引导和智慧。”

  西伯利亚是片寒冷的广阔区域,森林、冻土、狂风、野狼、灰熊,所有的一切都保持着原始的野生状态。但瓦伦蒂娜一家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下,还是感受到了生活中的喜乐、温暖、平安与幸福。瓦伦蒂娜一家真的是被流放到这吗?你自己决定这个答案。

芭芭拉.赫夫和她的丈夫李.赫夫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本篇故事的素材是作者生活在俄罗斯时对瓦伦蒂娜所作采访中节选出来的。80岁的萨沙和77岁的瓦伦蒂娜都已经退休,住在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