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伯利亞忠於上帝和他的安息日
芭芭拉．赫夫

　　從她的眼睛中閃現出來的光輝和她身上散發出的能量，一個人很難想像瓦倫蒂娜．伊萬諾瓦在西伯利亞原始的環境中度過了她人生的大部分光陰。許多婦女到了六十歲便開始呆滯乏力，身體笨重，精神萎靡，歲月在她們身上留下的印記非常明顯。

　　但對瓦倫蒂娜卻不是這樣！她走路非常輕快，經常跑來跑去，她的步伐非常有跳躍性。她的笑容能將最黑暗的房間充滿亮光，她那深藍色的眸子裏經常閃耀出耶穌愛的光芒。

起初



西伯利亞的家：提升家庭，是永無休止的生存和忠實的例行事務的一部分。 　　亞歷山大（薩沙）．瓦倫蒂娜1959年在莫斯科的醫學院畢業。當時醫學院的畢業生會被安排到一個地方工作三年時間。實習結束後，他們可以隨自己心願，自由選擇工作地點。他當時可以選擇留校任教，也可以選擇去西伯利亞的奧辛尼基工作。

　　薩沙知道，如果他留在莫斯科，就會面臨守安息日的問題。他心裏想，如果他遠在西伯利亞，或許他能較少遇到此類難題。於是他選擇了西伯利亞。一年之後，他和瓦倫蒂娜結婚。

　　薩沙從他職業生涯的一開始便遇到了守安息日的問題。他在那裏的第一個安息日不用去上班。但到了第二周開始他就被解雇了，因為他拒絕在安息日照更期去上班。薩沙在從醫學院畢業後的兩年內在八個城市換了無數份工作，其中一份工作他曾經堅持了一整年。晝夜都在有人盯著他，要看他有沒有違反了*員所解釋的法律。

　　當克格勃發現薩沙在一個家庭教會聚會後，當地報紙用整整一個版面登載，描述他寧願選擇聖經，而放棄了手術刀。他很擔心自己的行醫執照會被吊銷。在這段時期內，瓦倫蒂娜一直陪伴在薩沙身旁，陪著他從一個地方搬遷到另一個地方。後來，他們兩個女兒中的老大納迪亞出生了。

　　1962年，薩沙搬到了安雪卡，在那裏申請一份救護車醫生的工作。他申請可以在除了星期五和星期六的任何時間工作，但是他們卻仍舊給他安排這兩天上班。他對上司說，“我不能這樣，”結果可想而知，他又被解雇了。此後的數周他都沒有工作和收入。

　　在接下來一周的開始，薩沙受到了通知，要他去向克格勃辦公室報到，並且他在那裏被告知，如果他在一周結束時還未找到工作，就將被逮捕。在那一周，薩沙用盡一切努力尋找工作。他在各個商店中看到“需要幫手”的資訊，但當他上前詢問時，總是失望而歸。商店的店主說：“是的，我們需要幫助。”但當薩沙遞上自己的護照時，這些人卻說：“對不起，我們不需要你。”

　　當時的情況似乎他被逮捕是無法避免的了。

　　一天，薩沙看到一份招募粉刷工的廣告。他急切地走進那棟建築物。經理說道：“是的，我們需要一名粉刷工，讓我們看看你的護照。”

　　當那人打開護照，看到上面“伊萬諾瓦”時，他說：“我本來不應該告訴你，但克格勃已經通知了該地區的所有人，讓大家都不要雇傭你。我很抱歉。”

　　薩沙又遭受了一次打擊，他回到家中，他知道自己第二天必須向政府當局報告，因為一周過去了，他沒有找到工作。

被捕



忠實的人生：經過55年一起生活後， 薩沙和瓦倫蒂娜有很多事情值得感恩。 　　第二天清晨，薩沙拖著不情願的腳步，來到克格勃的辦公室。果然，他沒能按時回家，瓦倫蒂娜就知道自己的丈夫被捕了。他在監獄裏待了三天，經歷了一場簡單的審判，最後被判處三年流放，並被押往了馬林斯克，在那裏的一個集體農場勞動。當瓦倫蒂娜知道自己丈夫的下落時，那已經是一個月以後的事了。當時，瓦倫蒂娜25歲，他們的女兒納迪亞只有13個月大。

　　後來，瓦倫蒂娜終於收到了薩沙的來信，他在信中告訴妻子自己所在的集體農場在馬林斯克附近，叫做“勝利”。得到這個消息後，瓦倫蒂娜立刻出發，背著一個雙肩背包，提著一個大手提包，前去尋找自己的丈夫。她將納迪亞託付給了一位朋友，自己坐了七個小時的火車，來到了馬林斯克。

　　瓦倫蒂娜在那費了些工夫，才找到一個知道農場地點的人。後來，她打聽到一個人，這人要開車往“勝利”農場運送一車補給貨物。瓦倫蒂娜找到了那人，那人同意帶她同往。

　　在那個時期，被送往西伯利亞的人有這麼幾類人：政治犯；還有像薩沙這樣因為虛假控罪而被流放來的人；以及需要服刑的罪犯。瓦倫蒂娜確信這名卡車司機就屬於服刑罪犯這個範疇。然而她沒有別的辦法前往農場。她想去見薩沙，她知道自己丈夫在那沒有足夠的食物，並且她想給薩沙帶去鼓勵和安慰。

　　卡車在暴風雪中前行，結果在一處上坡處陷入了坑中，動彈不得。這裏距離農場已經很近了，大約只有一公里。瓦倫蒂娜義無反顧地拿起行李，走進暴風雪中，而不願在卡車裏茫茫地等待。當她走近農場時，她看到了一座類似兵營的建築物。她越走越近，看到一個男子從建築中走了出來。她問道：“這裏有個叫薩沙．伊萬諾夫的人嗎？”當那人說有這麼個人時，瓦倫蒂娜心中一塊石頭終於落了地，臉上露出了抑制不住的喜悅笑容。



美麗與禁止：西伯利亞那廣闊的曠野和惡劣的天氣，使它成為放逐那些被認為是不忠心的人的理想地方。 　　見到自己勇敢而又滿臉喜悅的妻子時，薩沙簡直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瓦倫蒂娜在農場過了一夜，次日返回家中，準備帶著女兒遷到馬林斯克來。當時，那些流放者的配偶或者家屬，是被容許到流放地來和他們的親人同住的。

　　當瓦倫蒂娜和納迪亞來到勝利農場時，他們被安排住進了一間小房子。那裏原來住著一對老夫妻，丈夫從1937年就流放在此。後來丈夫死了，而這位老婦人仍舊住在這裏，因為她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在這所小房子裏，瓦倫蒂娜一家能夠擁有的其實只是一間四面漏風的通道。雖然條件惡劣，但伊萬諾夫一家仍舊非常高興，因為畢竟全家團聚了。他們在這住了十天。

　　一天晚上，負責照顧農場動物的薩沙沒有回家。他再次被轉移了。後來薩沙告訴瓦倫蒂娜，幹部說，國家還沒有富裕到能夠讓一名醫生在養豬場裏浪費生命的地步。*會對許多事情視而不見，但他們不會忽略薩沙不同尋常的才幹，也不會忽略他的誠實與正直。

　　瓦倫蒂娜不得不再次焦急地等待能夠有人將她丈夫的下落告訴她。後來，薩沙收到了左祖林牧師（或教士）的一封信，左牧師安排瓦倫蒂娜和納迪亞乘坐火車前來和他團聚。瓦倫蒂娜第二次踏上了尋找自己丈夫的旅程。

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準備好冒險：薩沙和瓦倫蒂娜的這相攝於1960年，反映他們面對將來時的樂觀和忠誠。 　　薩沙在火車站接到了家人，這對他們一家來說是次快樂的重逢。但是，火車不過是旅程比較容易的部分。接下來，他們要乘坐五十公里的卡車。之後，他們還要再步行五十公里。慶倖的是，薩沙找到了一匹“半死不活”的蒙古矮種馬，他們靠著這匹可憐的牲口，走完了最後的路程。他們將自己不多的行李放在馬背上，然後扶著納迪亞坐了上去，他們夫妻二人跟在後面行走。

　　瓦倫蒂娜回憶道：“那兒的景色真的讓人難忘。”他們行走在一條寧靜空曠的河谷中，四圍都是險峻的高山。他們有時需要走在冰凍的河面上。但是，有的地方已經開始融化，因此他們有時不得不涉水經過。夜幕降臨，但是他們不得不繼續趕路。

　　突然，夜色中的寧靜被對面而來的另一輛馬車打破。兩匹馬碰到了一起，由於可以行走的冰凍河面很狹窄，因此當時沒有多餘的空間讓兩匹馬錯著過去。對方趕馬的人是個喝醉了酒非常粗魯的人，他根本沒有意識到當時的危險環境（指河面的冰很容易塌陷）。

　　薩沙的建議是雙方都往邊上措一措，然後小心地讓兩匹馬通過。

　　薩沙和瓦倫蒂娜雖然已經筋疲力盡，但他們別無選擇，只得繼續往前走。他們最終發現了一個小型定居點，並且找到了一家願意收留他們過夜的人家，於是他們的希望重新點燃了起來。但是第二天，他們仍須自己走完剩下的、前往他們目的地的二十五公里 路程。

　　第二天，他們終於見到了那座分配給他們的小房子。雖然房屋沒有窗戶，但對於他們這樣經歷長途跋涉的旅客來說，有個安身之所，它的確是個最大的安慰。這所小房子位於大山深處，旁邊有條河流經過，小木屋周圍的環境可以說是既莊嚴肅穆，又寧靜安詳。

　　他們是在三月來到這個地方的，這使瓦倫蒂娜可以有時間種植蔬菜和糧食，並在薩沙當年九月再次遷移之前能夠進行收穫。他們在三年流放期間，總共換過四個地方。

　　當薩沙的流放期將近結束時，他們迎來了第二個女兒坦亞，這讓他們夫妻一直在琢磨，流放結束後，到哪裏去尋找合適的工作。當時復臨信徒在城市中不是失業，就是從事一些卑賤、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是薩沙卻一直在從事自己喜歡和自己受過專業培訓的工作。城市裏的復臨信徒受人輕視，伊萬諾夫一家卻是個例外。西伯利亞肥沃的土壤使得田園富饒果實累累，因此他們一家能夠獲得足夠的食物。這對這個小家庭來說可以說是一段快樂的時光。

　　西伯利亞監獄管理系統給薩沙提供了一份工作，這使伊萬諾夫一家感到很奇怪，但也確實減輕了他們的生活負擔。當時人在流放期間自己是無權選擇自己工作的。但是現在，薩沙可以自己選擇，並且他的社會地位也發生了改變，他不再被人視為流放者，而成為了一名自由人。

　　管理當局的人說：“伊萬諾夫醫生，無論你到那裏找工作，你的安息日都會給你帶來麻煩。我們非常重看你的才華，我們希望你能在一個與眾不同的機構中為我們工作。”

　　監獄系統的官員派了一架直升機，將伊萬諾夫一家和他們的物品運到了一個新的地方。他們給薩沙和瓦倫蒂娜購置了新的傢俱，並把他們安置在一棟新房子裏。這最後一次搬家來到的城市叫做新庫滋涅茨克，他們在這裏生活了有25年之久。納迪亞和坦亞在同一所學校上學長達十年時間。雖然他們這個家沒有廁所，沒有下水道，沒有自來水，雖然他們還必須用柴爐作飯，然而伊萬諾夫全家仍舊感到蒙了上天極大的祝福。

上帝的兒女



苦工：只有木材供取暖和燒飯，瓦倫蒂娜對如何使用斧頭訓練有素。 　　從這之後，薩沙再也沒有遇到過在安息日被迫工作的問題。他在西伯利亞作外科醫生長達三十年。當被問到她人生中最艱難的時刻時，瓦倫蒂娜輕輕一笑說：“一切還是容易的！”

　　接下來她變得嚴肅起來，繼續說：“當納迪亞到了上學的年齡時，我真正的擔心來了。我們不願在安息日送她去上學，因此克格勃威脅我們要把她從我們身邊帶走，送到孤兒院去。”

　　一個安息日，納迪亞的老師來到家中，要求納迪亞和她一起去學校。老師對一年級的納迪亞說：“如果你不和我一起去學校，我就把你送到孤兒院去。”納迪亞很禮貌地拒絕了老師的威脅，說她決不會在安息日去上學。隨後，她的老師去了城裏，將這一切情況反映給教育主管官員。

　　那個官員問道：“這個女孩是哪一種類的學生？”老師不得不承認，納迪亞所有科目成績全是甲等。官員說道：“那就任由他們把她留在家吧，我們那些每天都來上學的學生還達不到這種水準呢！”

　　到了五年級時，納迪亞守安息日的問題變得略微複雜了一些。學校讓學生們上下午輪流上學，下午的課程從兩點開始。

　　冬天的西伯利亞，每年十二月、一月間，太陽下午三點就落山了。這意味著當時的納迪亞和後來的坦亞，每週不得不缺兩天的課。

　　納迪亞回憶說，小時侯每個星期天都要花很長時間去完成家庭作業。當她無法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去上課時，她就無法知道老師都佈置了哪些作業，也不知道課堂上講了什麼。當她求同學們告訴她時，他們都推說自己沒有聽見。原來老師早就囑咐過他們，不要將這些告訴她。為了補償所缺的課程，納迪亞學習非常用功，結果每個學期考試，她總是在班上名列前茅。



遠自西伯利亞：在莫斯科的花園拍照的納迪亞．伊萬諾瓦，是歐亞分會健康事工部幹事，是薩沙和瓦倫蒂娜的長女。她的妹妹坦亞已去世。 　　有人可能會想，瓦倫蒂娜的兩個女兒的童年是多麼孤獨啊！然而納迪亞說情況並不是這樣，他們兩姐妹並不感到孤獨。她們將自己的情況當作一種正常的生活方式加以接受。她們的老師在同學面前公然說她們的壞話。納迪亞說在學校沒有一個同學和自己說話。她們的家庭也被人視為瘋狂和危險的家庭。大多數父母都不允許他們的孩子來伊萬諾夫家做客。

　　最後，到了納迪亞七年級時，情況有了突破。一些鄰居家的孩子學習成績不好，在學校也得不到什麼幫助，於是他們便來伊萬諾夫家，請納迪亞輔導他們家庭作業。從那之後，其他女孩也踏進伊萬諾夫家，發現並告訴別人說伊萬諾夫家是正常、幸福的家庭，住在舒適的地方。他們甚至擁有收音機和鋼琴。

　　瓦倫蒂娜對於孩子可能會被從自己身邊帶走的擔心終於打消了，她現在知道一個人甚至一個家庭，既能同時忠於上帝，又能獲得社區的接納和別人的友誼。但是瓦倫蒂娜還是無法理解，為什麼有的人會對他們這個家庭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來感到惋惜。

　　瓦倫蒂娜說道：“一個人的家庭中只有快樂、幸福和玫瑰，我們沒有見過這樣的情況。每個人都會遇到困難和煩惱。這些逆境和挫折只會讓我們變得更加堅強。我們並不畏懼未來。我們只想找到出路，克服困難並頑強地生存下來。這些困境讓我們與上帝更加親近，因為我們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需要他的引導和智慧。”

　　西伯利亞是片寒冷的廣闊區域，森林、凍土、狂風、野狼、灰熊，所有的一切都保持著原始的野生狀態。但瓦倫蒂娜一家就是在這種環境之下，還是感受到了生活中的喜樂、溫暖、平安與幸福。瓦倫蒂娜一家真的是被流放到這嗎？你自己決定這個答案。

芭芭拉．赫夫和她的丈夫李．赫夫住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本篇故事的素材是作者生活在俄羅斯時對瓦倫蒂娜所作採訪中節選出來的。80歲的薩沙和77歲的瓦倫蒂娜都已經退休，住在俄羅斯的別爾哥羅德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