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AN R. HANDYSIDES 和 PETER N. LANDLESS

　　最近某人在被告知不可旅行之后，仍乘飞机去旅行了，在此事件中，结核病的XDR 形式真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危险吗？或者这根本就是杞人忧天？

　　我们相信你知道安德烈．斯比克的案例，它造成了全球性的后果。
　　2007年3月，安德烈．斯比克被诊断得了结核病。医生给他进行了标准的治疗，但感受性试验显示他所携带的是多药耐药菌株（MDR），而且他也得到劝告不能去旅行。进一步的试验显示，细菌实际上是广泛性抗药的（XDR）──但与斯比克取得联系很困难，因为他提前了自己的旅行计划，已经去希腊结婚了。
　　5月22日终于与他取得了联系，他被告之要向意大利的卫生局汇报，但是他却飞到了布拉格，然后又到了蒙特利尔，最后驶回美国。
　　终于，斯比克被隔离了，但他已经乘过许多的飞机。有好几百个他所接触过的人不得不接受检查。
　　XDR 结核病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挑战，如果得不到抑制，就有可能导致1900年以前的问题。
　　MDR 结核病对许多抗生素是有抵抗性的，但是XDR对几乎所有的药都有抵抗性。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来保卫我们自己。
　　当然, 在一些HIV（艾滋病毒）猖獗的地方──比如南非──对结核病的无能为力将意味着严重的后果。
　　检疫的问题将会抬头，伴随着所有的辩论──支持的和反对的──以及个人自由和人口安全之间的冲突。强迫接受旅行限制需要相当大的权威，谁有这样的权威呢？疾病控制中心（CDC）要求斯比克向意大利当局汇报，但他却对劝告置若罔闻。这就引出了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或协议强制执行的问题。很显然，关于控制公共健康风险的限度需要界定。
　　如果没有别的，那么，这个案例乃是把XDR结核病放在了聚光灯下。它也向公共卫生界提出了如何处理这个棘手难题的问题。
　　在南非，疾病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人群中存在感染HIV的巨大恐慌。缺乏治疗传染病的药物，加上先天免疫力被严重阻碍，感染HIV的人群处于极大的风险之中。在这样的情形下，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可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有数百万人被伤害。
　　不能用药物来控制这种形式的结核病，加上数百万人没有能力抵抗它，意味着它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有一些人从免疫学角度能够抵抗结核病的XDR形式，我们需要记住，在抗生素出现之前的时代，结核病是一个主要的杀手。
　　使用BCG（卡介苗）疫苗对结核病免疫是有用的，但幷非彻底安全。基本的健康保护措施变得极为重要。其中包括基本的卫生实践。在公共场所吐痰和咳嗽是严重的健康冒险。饭前便后或咳嗽喷嚏之后洗手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人有了咳嗽、减重、疲乏或者夜汗，就需要仔细检查以排除结核病。当人感染了XDR形式的结核病时，就必须采取隔离技术来照料病人。
　　“这样费力忙乱只是小题大做吗”？我们猜不是！这是一场刚刚开始的与复发的旧疾病之间的新战争。我们应该记得在过去的时代中，良好的营养、阳光和休息是唯一可以提供的治疗。这些极大地提升了个体的抵抗能力。当我们面对抗菌素抗性的时候──我们作为有多种传染性的有机体──我们健康的根本状况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我们还没有实行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XDR结核病的出现是让我们醒悟的另一个理由！